一、分散的逻辑

　　限制人员往来、防止交叉感染始终是防疫工作的主线。在粤港澳区域内，跨境减流、双向隔离也由此成为了三地协同防控的最硬核手段。2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对从内地入境人士实施14天强制检疫。进入3月，随着海外疫情倒灌情势加剧，澳门、广东也相继採取附医学隔离条件的入境政策。“内防扩散”加码“外防输入”的联防管制升级，客观上已造成粤港澳三地现时处於人流、商贸、产业等要素融通不能的形态中。

　　形成常态化联防联控体系

　　基於病毒的传播能力，通过“封城”、“控关”等手段人为製造社交距离以阻隔感染，其实质是奉风险预防原则为圭臬，对所有无病征人士做合理怀疑与“有毒推定”的政策演绎。粤港澳“割据”的逻辑无疑在於重大突发性社会危机下，包括迁徙自由、经济与贸易自由对公共健康及安全利益的合理让渡。然而，在疫情可控且病毒已逐步为科学所认知、揭橥后，复工复产以及恢复经济活力，则迫切地需要与抗疫本身保持合乎比例的兼顾平衡。

　　由此，对於粤港澳三地主政者而言，下半场的协同抗疫，首先意味着应急决策取态适当回归与风险治理方法论的升级转变。诚然，此前“围堵”路径治下诸如疫情信息对接、口岸通关管制、医疗物资保障等协作机制显然难言足够智慧精巧，如何适时适度地激发体制转换。即从粗放式“封关”体制，转向以恢复跨境流通与经济民生为导向的常态化联防联控体制，着实向大湾区城市群的公共政策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能动性要求。

　　依讬数据资源汇聚、数字技术支撑和产品思维驱动，此次抗疫的全国性动员呈现出极强的数字化特质。例如“健康码”治理模式提供了精準有效的替代性通行管控措施，其背后更包含了位置数据信息应用、大数据分析及算法决策、信息基础设施集约、互联网公共服务用户教育等赋能国家常态化防控体系的数字逻辑。

　　然而，这场由政府推动主导、互联网企业迅速响应、公众用户配合参与所联合形塑的大型试验场，其数字化红利似乎并未惠及粤港澳协同抗疫的种种场景。最典型地，三地在涉及出入境通勤的数字管理方式上缺乏有效技术沟通，也未能发出诸如“健康码”等创新民生产品用以提速跨境秩序恢复以及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常态化防控体系。

　　二、“数字战役”的构想

　　粤港澳协同抗疫在“控关”与恢复跨境秩序之间进退失据，一方面反映出三地常态化联防联控机制的灵活度不高，另一方面则寓於了在粤港澳防疫协作中升级思维观念、底层技术，以及公共服务产品代际等更具能动性的数字化构想空间。

　　第一，加快迭代粤港澳跨境防控体系，以三地“健康码”互通互认推动港澳参与国家“数字战疫”矩阵，为恢复人员、商贸往来创造便利条件。在进入疫情态势发展积极向好、社会经济亟待恢复的第二阶段，“健康码”及各地版本的互认互通，则被部署用於动态精準化指导人员出行、复工复产等“社会鬆绑”政策上，其不仅在功能价值上实现了一款互联网应用对风险识别与风险处置的产品集成，更是公共卫生应急决策领域内的中国经验。

　　由此，粤港澳合推“健康码”互认并逐步替代“控关”，不论是从三地疫情日趋稳定明朗的客观现实，还是从民众呼籲恢复通关的急切需求出发，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第二，拥抱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红利，将“数字战疫”範式作为后疫情时代粤港澳联手恢复经济的高位阶政策议程。“健康码”的亮相呈现仅仅是一款互联网应用的产品前端，其所撬动的后端秩序则包括公共服务经由互联网前沿信息技术优势牵引走向社会治理合作创新的必然要求。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反应迅速，充分发挥平台资源汇集和配置优势，助力上线各类疫情防控工具和特殊时期生产生活服务。前者如疫情动态地图、在线诊疗、闢谣平台等应用聚合，体现了传统信息决策体制与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对互联网产品方案的认可与吸纳；后者则试炼出诸如远程办公、在线消费、网络课堂等“无接触经济态”作为消极经济周期下的超常规实践。

　　推动区内人流物流要素贯通

　　对於港澳而言，借助疫情倒逼与融入国家“数字战疫”体系的双重契机，有机会重塑创新驱动的产业格局。例如，香港创科局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5亿港元的“遥距营商计劃”用以推动社会各界利用新型科技服务、产品拓展“无接触经济”业态及其背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更务实地，港澳可通过嫁接引入国内已有的成熟产品技术体系（如腾讯推出的企业复工复产综合解决方案与产品工具箱），或合作加入内地“无接触经济”产业链生态，促使其本地产品市场、商业模式、技术能力的加速更新。

　　第三，粤港澳升格数字手段破除割据，协同战疫，讲述的是在非常时期以数字化技术推动大湾区人流、物流等要素贯通提质增效的中国故事。更进一步，因行政区隔、体制不一所招致的大湾区统一市场生成受阻有机会通过分享内地数字技术发展红利，形成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下的深层次政治伦理更包括：对以强行性政令“打造”、“规劃”粤港澳区域融合模式的方式始终保持克制，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产品、产业意义上“用户教育”与“行为助推”，粤港澳三地民众的数字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理性的引导下逐步趋同，原有的规範性差异在“互联网＋跨境公共服务”的工具场景下得以消解，既关照了中央政府关於区域整合的先验决断与价值选择，又避免了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因而也彰显出对“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某种政治镜鉴。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