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发文声称：“国安法说明文件提到由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国安案件，以及中央机构行使管辖权的两点，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此番“损害论”格局狭隘，缺乏逻辑，背离事实，严重误导香港市民。

　　首先，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均是中央事权，相应的立法执法司法都属於国家层级事务，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原则，也是各国通例。在国家安全案件审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特别法庭”“秘密法庭”直接审理，实际上避开了地方法庭。事实说明，地方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是没半点话事权的。同理，香港不管作为多麼特别的行政区，本质上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也是没有话事权的。

　　其次，基本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该条还有更为细緻的说明，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该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但行政长官所发证明文件，必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证明书。这就说的十分清楚，香港法院对於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没有话事权，就算在审理案件时遇到相关问题需要核实，也必须经中央政府同意，但并不代表你有权限审理国防、外交案件。维护国家安全是与国防并列的国家行为，只要中央不授权，香港法院则无权过问。

　　因此，不管是从国际通行做法来讲，还是从基本法来看，从根子上讲，香港法院本来就无权审理国家安全案件。

　　作为香港原本没有的一项司法权限，中央出於对香港的高度信任，授予香港法院审理国安案件的部分权限，而香港法院原有的审判权限、审判範围丝毫未减。那麼，旧权未减，又赋新权，何损之有？

　　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原本只经营房地产、水电、煤气等普通行业领域，享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在这些业务不受任何减少和压缩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允许你参与从未放开的航天、核电等其中一部分业务，你会因为相关部门保留最核心业务不开放，而下定论公司原本的独立经营权受到损害了吗？

　　有个情况李国能应该最为清楚，香港终审法院的正式审讯由5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庭长由首席法官担任，成员有1至2名“非常任法官”。这些“非常任法官”来自一份“特定名单”，有英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最高级别法院在任或退休法官，他们只参与个案审讯，但对案件根本没有最终管辖权（这个惯例还是李国能亲自建立的）。那照李国能的“损害论”逻辑，“非常任法官”抽自特定名单，名单内法官所属法院或区域对参与案件无任何管辖权，那岂不是这些“非常任法官”所属地的司法独立都受到了损害？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非常任法官”不仅不认为有损害，而且一致认为有利於跨法域司法对话。

　　如此说来，授权或者说“借调”“非常任法官”参与案件审理但其所属机构不享有案件管辖权，主办方保留管辖权的逻辑，对李国能而言是不影响司法独立的。那为什麼中央授权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中央保留部分管辖权就影响了呢？是要像终审法院对“非常任法官”那样，由中央保留国安案件全部管辖权，才是正确逻辑？

　　国安案件审理事关重大，中央在香港法院和法官原有的司法权限分毫未动的情况下，授权给特首选拔部分法官参与国安案件审理，或者说中央“抽调借调”部分法官参与到国安案件审理，其中法官必须精挑细选，不是每名法官都有能力和资格参与的。能参与那是中央给予香港法院的信任，更是入选法官之荣誉，怎麼可能会是损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