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与《愿荣光归香港》即使只是口号或歌曲，都是鼓动“港独”与分裂国家主权的行动，将会在港实施的港区国安法，正是衝着“港独”与“反共”而制定的法律，因此任何个人或组织只要涉及散播这样的口号与歌曲，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即使是现任立法会议员或区议员，一旦罪名成立，必定失去议员资格之余，还得依法判处坐牢。

　　美国安法赋予政府极大权力

　　这样的刑罚举世皆然，即使《国际人权公约》也保不住他们，人权不过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主权要保障的是国家的权利，全球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保障人权而牺牲主权，而国家安全法正是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制订的。就以美国而论，任何美国国民若武力推翻国家政权，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在美国冒起的“麦卡锡主义”，国会通过《麦卡伦内部安全法案》，全面封杀任何有倾向共产主义、支持共产国家，甚至与共产政权为伍的人，一概当违法论处，连十六名派去延安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驻华大使馆官员，事后亦被起诉，有人为了避难逃到南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谢伟思（John S. Service），其他千千万万的人都绝口不能自由正面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即使学术界也失去这自由，因此有人将《麦卡伦内部安全法案》形容为“白色恐怖”。

　　由此为例可以看到美国为了国家安全，随时可以立法，随时可以抓人，更加出格的是任何人在他们申请入籍为美国公民时也得被调查家世，调查他们有无共产党的背景，甚至近亲家人的背景也不放过，若被查出有不实的证供，事后也可被取消公民资格，还要坐牢。由此种种看来，美国的国安法不但不容有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分子，为了国安也不排除追溯权。

　　既然全球一律以国家安全法律确保国家的安全，确保国民安居乐业，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央当然可名正言顺制订港区国安法。说到追溯权问题，因为“时代革命”在鼓吹推翻共产主义这个国家信奉的意识形态，因为“光复香港”在鼓吹推翻特区政权，两者都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个人或组织的政治信仰问题，受到这信仰驱使的行为，属政治献身的问题，与一般犯罪的犯人出於一时的犯罪动机不同的是：前者的时效是永恒的，后者的时效是短暂的，犯罪事件触发的犯罪动机过了便消失了，因此普通刑事罪不设追溯权，是合理的，但反共的意识形态涉及个人或组织的政治信仰，其时效性是永恒的，因此国安法具有追溯权举世皆然。

　　“港独”分子与组织的行为，不但他们个人或个别组织有犯法的行动，同时更因他们个人或组织而发动他人参与“港独”，这一来，“港独”行为的时效性也是永恒的，国安法容许有追溯权也是天公地道的，全世界各国都奉行这法则。

　　如果再深一层去探讨，当可发现，搞革命、搞分裂引发的灾难，绝非一般的刑事犯罪可比。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不但不容国内有人有组织搞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甚至连他国有人奉行共产主义，美国也会不惜一切地加以追杀，哲古华拉这位南美共产革命者，他曾走去参与古巴共产革命运动，也曾走去刚果参与反殖独立建国，美国到处追踪要杀掉他，最后终於在南美遇难，可见美国为了反共可以反到全世界去。

　　是乱港分子逼迫中央出手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有权有责制定港区国安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为了寻求两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求同存异”、“互惠互利”，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採用了“一国两制”，表明香港原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种宽待资本主义的做法，举世所无。为了让港英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管治不受干扰，中央已极度克制。由此说来，又有什麼理由可让“反共”与“港独”的议员不被DQ呢！

　　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先贤们曾一再表明中国追求共产主义革命是中国自己的权利，即使成功建立中国共产革命，也不会将共产革命输出他国，他信奉任何国家任何人有追求意识形态的权利，会尊重他们有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基於此不干预他国选择的权利。

　　香港回归时，为了不想激发内地和香港两地意识形态之争，因此特别提出让港人习惯了的资本主义照行五十年不变，既然邓小平作出了如此大的让步，港人为国家计，为自己安家立业之计，理应礼尚往来，也应对共产主义展示包容的态度，理应好好利用五十年的时间寻求两地共荣共安的办法，找出2047年后的相处之道；而不是在港搞革命搞分裂，为外国干预中国内政张目，甘做外国的“走卒”，现在终於迫使中央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这是乱港分子咎由自取，怪不得谁！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