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第三波爆发，引起全城关注。疫情反覆更令我们深思，要有效应对这次公共衞生危机，除了技术措施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作为现代政治学概念，可追溯至1975年，政治学家Michel Crozier、Samuel Huntington、Joji Watanuki发表的一份名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当中分析民主政制在日本、北美、西欧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人民对於民主政府运作缺乏信心。诚然，“政治信任”是一种主观的认知，反映人民对政府能否作出正确决定的信心，这种主观认知与客观的政府效能不一定存有直接关係。然而，当一个政府面对政治信任危机时，其管治效益很大机会受负面影响。

　　疫情控制亦如是。看看美国的疫情失控的情况，除了是政策措施问题外，更是民众对政府存高度不信任，以致社区防疫成效甚低。当地一项持续进行60年的政治信任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处於历史低位（2019年）：只有17%民众相信华府是在做对的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美国政府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时，美国民众却以个人权利、自由之名，依然举行聚会、不戴口罩，使社区传播的风险大增。

　　乱港派借机散播恐惧

　　回看香港的情况，“政治信任”这因素亦是香港应对疫情的一大短板。特区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及时回应疫情的迅速发展，引起社会部分人不满。反对派藉机挑起一场“不信任运动”，由一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全面封关”，再煽动“黑医护”政治罢工与之配合，可见反对派打算利用疫情，赚取政治利益的意图。

　　“不信任运动”已对抗疫工作造成负面效果。如在政府实施强制居家检疫时，有从海外回港的市民无视居家检疫的要求，外出消遣，甚至剪断检疫手带。此外，当局早前因应疫情稍为放宽“限聚令”，但反对派却为了政治私利，煽动非法遊行、举行所谓的“初选”，导致大批市民聚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更有甚者，市民对疫情相关的资讯十分敏感，政府在传播资讯的公信力格外重要，但“不信任运动”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造成社会恐慌。如近期疫情再起，有意见认为是豁免强制检疫安排所造成的漏洞，反对派藉机重提“全面封关”，挑动政治矛盾。

　　处理疫情已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措施问题，也是涉及“政治信任”的深层次问题。适逢今年是四年一度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为反对派提供了很大的政治诱因，利用疫情作为反对政府施政的武器，使政府防疫措施的成效打了折扣，并造成恶性循环。如此看来，政争一日未平息，社会恐怕难以全情投入抗疫。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