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办及中联办发言人日前发表声明，强调香港实行的是行政主导、三权分置、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在香港从未存在过，而错误的认知必须被纠正。“三权分立”争论无风起浪，肇因是早前香港通识教科书删去了有关“三权分立”的内容，结果被有心人大做文章，挑起这场争论。

　　香港不论回归前后都不存在所谓“三权分立”，政府正本清源，反被上纲上线，原因是争论的背后是权力之争。

　　反对派炒作“三权分立”，就是要矮化、削弱特区政府的行政权，并藉此排拒中央的管治权。然而，香港政制当前最大的问题，香港社会当前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三权分立”，而是司法独大、司法偏“黄”，法庭肆意扩权，在作出判决时不理会外界观感，甚至不用考虑对香港治安以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样的司法霸权才最值得香港社会忧虑。

　　所谓“三权分立”不过是学术用词，简单来说就是三权享有均等的宪制地位，从而达至三权互相制衡与监察。如果纯粹从学术讨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实行纯粹的“三权分立”，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会根据自身的国情、实际情况而制定各自的政制，一些人奉“三权分立”为圭臬，并以此评价政制是否民主、是否开明，这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回归前，香港的政制由《英皇制诰》《皇室训令》规定，在港英管治的150多年，都是行政集权的政制。回归后，香港实施的是一套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这一套政制原则充分体现在基本法的条文之内。

　　背后是反对派夺权图谋

　　因此，所谓“三权分立”争论根本没有必要，反对派故意挑起争论，一方面是要将歪理正说，企图误导市民；另一方面就是为他们在立法会上“拉布”阻碍施政，为司法不断介入政治提供理论支持。而“三权分立”一般只存在於政治实体，反对派高举香港“三权分立”，司马昭之心就是将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以“三权分立”排拒中央权力，彷彿香港只有三权，没有中央的宪制权，这才是这场争论的真正核心，这也是特首、“两办”需要严正发声的真正原因。“三权分立”争论的背后，是一场夺权之争。

　　事实上，香港不但不存在所谓“三权分立”，近年更出现司法独大的歪风。司法权不断扩大，法庭有权决定议员是否被DQ、决定政府政策是否“合宪”，一些法官甚至将自身政治立场毫不避讳地反映在判词之内，过去的司法谦抑主义被弃之如敝屣，取而代之的是司法权不断扩张。不论是行政和立法权，某程度也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需要向社会公众问责，但法庭却没有这个需要，作出的判决可以完全不理会公众利益和观感，尤其是近年法庭愈来愈无节制地介入政府政策以及政治事务，更令到司法权力不断膨胀。

　　司法不但不断肆意“扩权”，而且一些法官在判决上也经常被质疑偏袒某些政治势力。例如近日黎智英的刑事恐吓案，在其犯罪事实确凿的情况下，最终竟被判无罪，法官的判决理据不单主观，更与以往案件存在“双重标準”，令人质疑是因为黎智英的身份而影响判决。又如法庭对於政治类案件的处理，对於违法暴徒往往从轻发落，判刑多是服务令，保释更是有求必应，导致大批犯人畏罪潜逃，法治公义得不到彰显。

　　司法机构改革不能再避

　　一些政治立场鲜明的法官近年更是扶摇直上，就如近年判案屡屡受到质疑的裁判官何俊尧，在表现及资历不具特别优势的情况下，竟获司法机构越级提携，执掌“刑事案件排期”大权。这些决定无不引起社会哗然，但司法机构却对外界的批评不闻不理。

　　最令人侧目的是，近日网上流传一封匿名信透露，高院法官黄崇厚7月3日召集全港裁判官举办名为“司法公正及公众信心”的讲座，黄崇厚竟然在会上称，审讯黑暴案件时，除非有十分稳妥的证据定罪，否则可用“疑点利益归於被告”的原则让被告脱罪。同时不点名地警告“蓝丝”法官说话要小心，指责他们被起底是自作自受，更称警员被起底是“抵死，唔抵可怜”。

　　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固然未能证实真伪，但发信人如此巨细无遗地引述黄崇厚言论，似乎也不是没有依据，但司法机构却一直没有交代详情。黄崇厚如果真的作出这样“过火”的言论，足以证实司法机构确实存在政治偏颇的现象，部分法官“政治”上脑，甚至不再避忌的指令其他法官要偏袒黑暴，对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出现牴触情绪和对抗的心理，这样性质就十分严重。

　　对於司法机构的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必须作出调查和追究，更应推动司法机构改革，切实保障司法中立。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香港之患，不在“三权分立”，而在司法独大偏“黄”。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