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以刘大船坚决拒绝配合校长“演戏”的情节，嘲讽形式主义的本真形象\作画：徐晖

　　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建构丰富而温暖的人性空间才能给人以深刻的阅读体验。裘山山的短篇小说《江边少年》用温情又活泼的笔触，让人性的空间与生活相遇，用第一人称的口脗，刻画了个性鲜明、心地纯洁的后进生同桌刘大船，奋不顾身救了落水同学，却在被树为“少年英雄”的表彰大会上，坚决拒绝配合校长“演戏”、用实际行动辛辣嘲讽形式主义的本真形象。读来既让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掩卷沉思。

　　小说人性空间的容纳，并不拘泥於生命活动的客观真实，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中揣摩複杂的人性。作家在构建人性大厦的过程中，将人性置於世俗生存的空间裏，在聆听人性的多种声音中感受文学艺术内在的张力。在“我”眼中，同桌刘大船是一个既不讲衞生、“到了冬天随意地用袖子擦去鼻涕”的男生，又不爱学习，身上带着“反正长大以后和父亲一样在江面上跑运输”的青春叛逆。可他乐於助人，即便家境贫寒，但当身为班长、且时常看不起后进生的“我”需要帮忙时，他总会挺身而出，且不求回报。当他勇救险些溺毙的邻班同学，从不同的老师到身边的同学都努力配合学校，为把他树为少年英雄替他写发言稿，安排被救的同学和家长登台致谢。成年人的虚伪和圆滑，“经历过家庭变迁”的作者对刘大船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对“真诚”的反思，妒忌心强、经常念白字的陈淑芬自以为是的“成熟”，都同刘大船敢於打破世俗的约束、坚持真实的内心和自我形成了人性上的衝突和鲜明对比，从而让小说文本具有丰富的艺术张力。

　　《江边少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它用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刘大船的遭遇和感受，勾勒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并揭示了：不论在怎样的时代和环境，人性之中的“真诚的力量”永远值得追求和铭记。故事之中，显然有作者裘山山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但正如裘山山所言，她笔下的“刘大船”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对真和美追求的缩影。实际上，对於文学而言，虚构不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理念束缚的把握，虚构的力量可以使现实生活沉澱为一杯纯淨的水，让人性以有温度的方式与生活相遇，然后无限地延续创作生命。

　　鲜活的语言风格，是《江边少年》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我”为了写好刘大船的发言稿、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去刘大船家裏专门做了採访。任凭“我”如何启发，刘大船都实话实说，比如在救人的同时，“根本来不及想什麼”。而当“我”好不容易将勉强凑成七百字的文章上交之后，经过班主任、语文老师等一众人修改，“我几乎不认识了”。作者在这个部分用排比和排比相结合的语言，对“违背人性的虚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我把宋强同学救上来后，他已经昏迷了，我一口气都顾不上喘，就开始抢救他……当我看到他重新睁开双眼时，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头……”“当他读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头时，我终於忍不住了，笑得蹲在地上……”

　　我认为，《江边少年》成功的製造了三个方面的审美距离：一是时间距离，它叙述的是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二是年龄距离，“少年的眼睛”看成人的世界；三是心灵距离，在虚伪和真诚之间，用文字抵达人性。这些审美距离将现实世界充斥的时代功利性加以过滤和淨化，在空灵与静谧的美学空间中，更有利於表现人性的纯美或挣扎。

　　同时，也让《江边少年》这部短篇小说的文学空间拥有了纵深感和绵延感，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获得了历史的依据，因而增强了作品表现的生活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