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未止息的黑衣暴乱极尽破坏香港安定繁荣之能事，在这场妄图分裂国家主权的“政治运动”中，中学生与大学生参与暴乱的比例约佔四成左右，而且还是暴力行为的主力。面对学生参与暴力“政治运动”的问题，有不少人指出这与通识教材充满反华内容有关；也有人指出这与“黄教员”把政治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参与所谓的“抗争”有关；还有人指出这与外国势力渗透，企图挑动“港版颜色革命”有关；总之肇因林林总总，都有他们客观的见地。

　　要针对这些原因去解决问题，认真说起来，难免碰上不断的阻力，甚至会“纠缠不清”。但是任由“黄教员”把学生的政治立场揉之捏之，在没有客观教员的前提下，不可能有客观的教育。因此，只改革教材，不消除教学政治化，什麼教材也枉然。更直接的办法还是从加强教育工作的专业化管理，从学校下手会更有效！

　　严格制定课堂教学计劃

　　说到加强教育工作与专业化管理学校，那是互为因果关係的措施，因为要强化教育工作必须要有专业的管理学校的配套，缺一不可。例如学校管理不讲求专业化，教员在课室的教学工作便容易流於鬆散、马虎，甚至滥用工作权力；相反有专业化的管理，便会要求教员依足每堂的上课计劃依时完成任务，而校方能否好好监管每位教员每堂课教什麼？如何施教，间中有无“搞政治”？只有好好立下教学计劃，校方行政人员才有可能作出专业的管理。

　　香港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是缺乏专业化管理因而频频被揭发教员把手上的教育工作政治化。在“黑暴”中，幕后势力明目张胆在校园“招兵买马”，教员肆无忌惮推波助澜的情况，已充分说明香港学校被政治化已积重难返。要挽救这种失控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要针对学校教员制定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劃，同时也要针对学校制定一套专业化的管理办法。有关这方面的工作，不妨参考新加坡的做法。

　　第一，先说学生方面的专业管理办法。新加坡刚摆脱殖民统治时，当地学生涉及发动大型政治暴乱，瘫痪整个社会；参与黑社会贩毒与吸毒；参与种族暴动三大问题。

　　李光耀领导的政府深知要根除学生参与的问题，最直截了当的办法便是从管理学生入手。要学生不参与政治暴乱便从取缔“中学联”等组织开始，引用“内部安全法”拘捕学生领袖，警队进入大学拘捕违法学生会头目，并强制改组学生会；校友会也因高调搞政治运动而被封禁，直到局势平定后，才让其恢复运作。

　　要取缔学生贩毒吸毒，也从学生下手，只要找到罪犯便立即绳之於法，同时也加强防範黑社会渗透。

　　要禁止学生参与种族暴动、要叫种族主义者绝迹，是漫长的政治工作，但要处理燃眉之急还是从学生身上贴身明查暗访，找到滋事者立刻以“内部安全法”拘捕，直到他们上电视公开向社会道歉，与答应不再重犯，才予以释放。

　　这样的执法行动只是第一步工作，并将人犯分别对待，找出强硬分子，加以严刑问罪，其他可从轻发落，让他们返校恢复正常上课。除了直接针对学生问题加以处理外，针对学校行政管理进行专业改革也是一大不可或缺的工作。

　　第二，一间中学或大学能否依照教育的目标完成其任务，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制度，同时也要有专业化的管理要求。

　　就这点来说新加坡早年面对“后殖民”乱象后，深知无论是大学或是中小学，都必须要来一个重大的专业改革不可。就以大学的“学术自由”来说，在这个名堂下，任何针对大学的改革都会碰到摆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术自由”，把政府拒诸门外。殖民地大学的唯一工作目标就是为殖民地培养公务人员，建国后要发展国家必须要有各种人才，尤其是技术专业人才。

　　以合约取代“终身制”教席

　　为此，李光耀强化对大学作出结构性的改革及要求，大学院系七成科学技术学生、三成文科学生。这一改革被当时的唯一政府承认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前身）的教授大力反对，李光耀看到他们中多是来自英国或加澳等地的外国教授，要改变他们的学术态度“夜长梦多”，於是想出用“本土化”办法。要求非国民或不愿归化的外国教授以合约取代“终身制”，从而逐步减少反对改革的势力。因为这改革引发出来的“学术自由”抗争，迫使政府更进一步针对大学的行政管理全面专业化，由行政人员的专业资格开始，进而对教授讲师的学术专业研究也立例做出明细的管理办法。因为学生与行政人员都有学校条例依法办事，没有模糊与放任的空间，一切也会顺理成章，有条不紊了。

　　中学到大学学生活动与学校管理都在政府大力推行改革后，终於出现了今天新加坡的教育一流纪律化、专业化，过去那种政治化现象也告绝迹。香港要根绝教育被严重政治化的问题，不妨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