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未至，香港疫情却再度恶化，对外防不住输入，对内控不住反弹。新增确诊人数连续多天破百，社区接连出现群组爆发，市民对恢复正常通关无望又陷焦虑。在疫苗尚未成熟面世之前，全民检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11月30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这麼说：全民强制检测“似乎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和有成效、有科学根据的选项。”

　　香港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缺乏法律、民意及体制的软性基础，极难为硬性的全民强检完成集中统一的动员和系统有序的调度。但是香港制度的特殊性和道路的独特性是否应成为拒绝和排斥全民检测的理由？特区政府要不要借鉴内地抗疫成功的管理经验？香港管治团队该不该重新审视和调整“弱政府，强社会”的角色定位？对该类问题“矛盾”及“分歧”的回应恰恰暴露出，如何有效抗疫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实践下的新问题。

　　抗疫岂能“重西轻中”

　　12月8日，政府再推出了“加辣”版本的防疫政策，然而，无论防疫手段加多少“辣度”，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藥的消极被动之举，在主动打击病毒，彻底根断传染链方面，都显得“手下留情”。早前有研究指出，相比较於9月，港人对强制检测的牴触心态已经有所改观，并对政府的抗疫政策感到失望；更有人批评特区政府无视内地防疫成功经验，缺乏责任担当。

　　特区政府应该意识到，疫情源源不绝，恢复正常通关遥遥无期，除了市民生命受威胁外，也会对民生经济造成结构性的打击，也会使得抗疫变成政治炒作，成为揽炒派攻击政府的软肋。

　　此外，自2月8日实行严格出入境管制措施后，香港宛如被困於孤岛。“港版健康码”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真动作。11月11日特区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感染风险通知手机应用程式，若用户与确诊者在相若时间到访有关场所，应用程式向用户发出通知和相关健康建议，但程式只是市民自愿性安装。11月23日，特区政府实施“回港易”计劃，虽是实现与广东和澳门之间的单向通关，却也被市民戏称为“回港易，回内地难”。

　　近一年的控关，使得香港与内地在商贸往来、人才交流、生活联繫等几近停顿。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立、澳门恢复与内地自由来往，香港在走出“港独”暗黑岁月之际，却因疫情迫不得已“远离”了内地。所以应警惕香港抗疫的消极被动，会否对“一国两制”及两地民众带来价值上的稀释和情感上的疏离。

　　全民检测是内地抗疫有效、科学且具有前瞻性的经验成果。道路走得不同，不代表“谋”的利益和对象不相同。香港防疫手段的漏洞频出，例如早期防疫政策允许从海外疫情重灾区回港的居民居家隔离，为病毒渗透社区埋下了“伏笔”。而政府对全民检测的抗拒也折射出更为深层次的思维问题，即对内地抗疫经验熟视无睹，似乎眼裏只有欧美西方，政府以制度特殊和路径独特为由头，难以发挥引领民众积极抗疫的带头作用。这也使部分揽炒派钻了空子，煽动抵制普测的民众情绪。所谓的专家只是一味比较中、西抗疫成效，强调西方的自由，无视对方付出的是沉重的生命代价和经济损失。常言道，船小好调动，但僵化而不与时俱进，只会将香港这条本应走向光明的舢舨领向黑暗的漩涡。

　　善用“一国”优势果断施策

　　时至今日，香港的抗疫已不仅是一个医学技术和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是考验政府在应对持续性公共危机时，能否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开始，特区政府似乎就没有以“清零”为目标，顺势而为，逆势畏难，使得部分揽炒派的“有心人”蹬鼻子上脸，左右民意，混淆视听。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香港抗疫失败不仅是危害港人性命，破坏经济民生，更可能危及“一国两制”实践。

　　新冠疫情使得内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再度提升。在短期封城的政策下，内地动态“清零”，精準追踪，严格部署，使得内地顺利走出疫情，成为全球恢复经济得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内地抗疫成功就在於政府宏观管控能力，基层宣传能力，使得每一个内地民众信赖政府，相信中央，愿意以部分个人自由换来全社会繁荣稳定。

　　香港不同於内地，也不是英美西方，这恰是香港对比内地和欧美的价值所在。这一制度优势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但政府是否可以利用该优势，挺身挑起防疫抗疫的重担，借镜转化内地抗疫经验，使得民众理解和配合抗疫措施，这是香港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利用“一国”优势，善用“两制”之利，寻善策勇抗疫，以回应民生，回应国家的一道大考！

　　安徽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