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时共有十七万七千名公务员，当中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须定期调派到不同政策局及部门工作的公务员，这包括政务主任（AO）及行政主任（EO），他们一般会两至三年调职一次；另一类是毋须调任的公务员，这包括专业职级的公务员如医生、律师、建筑、技术人员等。

　　政务职系作为政府的专业管理“通才”，执掌公务员体系内很多重要职位。若政府是一部电脑，政务官便是裏面的中央处理器，主宰整个政府的运作。

　　“万金油”缺乏专业知识

　　首长级政务职系分为五个职级，由职级低至高依次序排列分别是：首长级丙级政务官、首长级乙级政务官、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首长级甲级政务官、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助理秘书长通常是首长级丙级政务官；当了助理秘书长十年便会升任首席助理秘书长。而大部分政策文件都是由首席助理秘书长这层政务官草拟的，因为职级较高的副秘书长和常任秘书长，一般来说只会开会对外应酬，而不会亲自处理政策问题。换言之，首席助理秘书长作为政府的前线，他们的表现直接影响政府表现。

　　大部分政务主任一入职便被派到政策局统筹政策，也有一些被派往不同部门当执行政策的工作，如现时很多部门的署长都是政务主任出身。政务主任最大的弱点是缺乏专业知识，故经常出现管大学的不懂大学、管文化的不懂文化、管环保的不懂环保……诸如此类。因为相关知识不足，所以很多时都是少做少错，“紧守”岗位三年便调职，工作表现好坏与否，也无碍加人工。而政府没有积极鼓励政务主任进修，或只是资助他们修读一些短期的、实质效用不大的公共行政课程。由於香港的政务主任根本没有做政策研究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工作性质其实较像行政秘书，并不是真正的政务主任。

　　严格来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只是“事务官”，所以问责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才算是政务主任，因为他们是由特首任命，又是负责对外、替政府政策辩护，性质上较适合称之为“政务主任”，而现时的政务主任应改称为“事务官”。

　　政务主任与事务官之间的分别，历史上可以考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君主立宪制下，议会由大多数党执政，党领袖成为首相。英国首相享有政治任命的权力，透过政治任命制度，首相可招揽与自己政治取态相若的人士加入政府，令施政更加有效和顺畅；与此同时，亦清楚地劃分了政务主任和公务员工作上的角色和分工，发挥政务主任和事务官彼此间的配合。英国的公务员以专业知识支援政治任命的政务主任，向他们提供充足的资料作为施政参考；另一方面，政务主任的政治网络资源是公务员所缺乏的，包括他们与内阁的紧密沟通、动用不同专业界别的能力等，这些政治资源，都有助政务主任向议员和公众争取政策支持。简单来说，即是公务员负责提供资料意见，为政策的推动建立平台，而政务主任会就他们提供的资料，决定政策的具体方向，因此公务员的质素直接影响了施政的水平。

　　香港回归二十三年，历任特首都是上任初期有强劲的民意支持，但过了一阵子，往往会因为政策制定而民意下滑。政治是现实的，执政有成果，市民安居乐业，政府自然有威信。

　　新加坡是个家长式的专制国家，但各种民生政策，如教育、医疗、衞生、城市规劃等都有板有眼，人民的生活质素亦越来越好。

　　过往特区政府施政被动，被民意和传媒拉着走，部分人以为派钱、落区便可以收买人心，不肯下苦功做好政策。总之不论政策重要与否，没人批评的便一定不加理会，特首委任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一些人或许更适合当政治公关，多於真正懂得做政策研究。政策研究做得不好，施政质素又怎能改善？施政不好，民意自然插水。

　　必须全面强化政策研究

　　特区政府应该参考英国和新加坡推行的公务员改革。英国前首相贝理雅在九七年上台不久，颁布了《现代化政府白皮书》，仔细订出公务员往后发展蓝图，内容重点是强化政策能力。以往戴卓尔夫人年代，太着重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而忽略加强政策质素，导致不同部门之间，以至地方和中央之间都未能协调，政策亦因而不够前瞻性，只因应不同的政治压力，作短期反应。有见及此，贝理雅成立“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专门加强政务主任和公务员的政策研究能力，并将原有的“文官学院”纳入“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在培训公务员政策能力之余，也能同时展开政策研究工作。

　　新加坡公务员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其公共服务学院，都是以加强公务员的专业能力作为宗旨。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是一个法定机构，有自己的董事局，有自己的营运模式，由管理层率领二百多名职员进行培训公务员的工作。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注重公务员政策制订的培训，强调须要透过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及与权威交流，增强知识和专业性。

　　至於针对高级公务员培训方面，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下设有“政策发展学院”及“管治及政策中心”，有层次给公务员安排培训计劃。通常第一层是基础培训学习，领域包括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研讨等。之后的培训重点会在於讨论，公务员须进行有关远景规劃、经济及发展策略的研究。最后阶段，则是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完成整个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