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四波疫情与前三波比，不仅确诊病例多，而且不明源头病例多，多幢大厦包括公屋成小型“疫区”。特区政府宣布对相关大厦居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实施强制性核酸检测；最快明年起，为全港居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然而，香港如果继续不以新冠肺炎病例“清零”为指标，不以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健康码为手段来完善流调溯源机制，那麼，如袁国勇教授早前所预言，即使第四波疫情被压制，明年仍可能发生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疫情。有人会说，袁教授发表上述言论时，政府未宣布全港居民接种疫苗的构思。

　　港英公共衞生体制不合时宜

　　12月11日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称，世界衞生组织给第一代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是保障不病发，包括预防严重併发症。第一代疫苗未必能预防病毒感染，接种者仍可能是隐形带病毒者，而且分批接种，需要6至9个月才能完成普遍接种，明年上半年不要奢望放宽防疫措施。

　　然而，香港经济已由2019年首季开始衰退，到今年底持续整整两年，如果再持续至明年上半年甚至明年底，香港的企业破产或结业以及僱员失业将恶化至难以收拾的地步，特区政府财政储备将大幅减少而难以捍卫联繫汇率制。因此，必须尽快推行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健康码，尽快达至“清零”和建立高效的流调溯源机制。

　　有一种观点：香港缺乏内地的制度优势，无法推行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健康码，从而，不可能做到“清零”和杜绝不明源头病例。持这种观点的大体是两类人。一类人是政治上幼稚，另一类人是政治上蛊惑。政治上幼稚的，可以通过讲道理来引导。政治上蛊惑的，其潜台词是，如果借鉴内地经验，岂不是否定了“一国两制”？

　　的确，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形见绌。对於政治上幼稚者，引导他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难接受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建康码。但是，对於政上蛊惑者，必须揭露其潜在观点之谬误。

　　香港现行制度是由英国建立的。有些人把香港防抗疫情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比，觉得香港做得不差，沾沾自喜。他们不理会香港经济将要付出萧条的代价，也不理会越来越多香港居民或者失业或者收入减少甚至患抑鬱症，执意维护九七前遗留下来的已落伍的香港公共衞生体制。为了替他们的观点辩护，有些人甚至称香港不汤不水的防抗疫情是“张弛有度”，是“精準抗疫”。有些人否定全民强制性检测，甚至称其不科学。这是对内地防控疫情的经验和成就的否定。这种说法，逸出了“一国两制”的边界。

　　其实，要求香港推行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健康码，不是改变香港基本制度，而是借鉴内地防抗疫情的成功经验，在特殊时期，特事特办。当然，九七前遗留下来的公共衞生体制必须改革。改革不是推倒重建，而是修补完善。难道英国人留下来的所有具体制度机制都是金科玉律？否。特区成立以来，香港金融市场包括市场架构和监管机构、法律等已一再改革和完善。至今，新冠肺炎病例不能“清零”，不明源头病例不断，证明香港公共衞生体制机制需要改革和完善。

　　特区须自觉接受中央领导

　　诚然，就特区有关部门的现状而言，确实难以承担全民强制性检测和普及健康码之重任，需要中央帮助。於是，又一种观点出来阻挠，称：公共衞生属於特区高度自治範畴，不宜请求中央帮助。

　　寻常的公共衞生事务，中央不会介入。但是，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另当别论。它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一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人类百年未遇特大公共衞生危机，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央把握全局，岂能不把香港防抗疫情纳入全盘来统筹兼顾？何况，疫情已严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亦即已严重危及“一国两制”的宗旨，中央岂能袖手⁈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特区政府必须自觉把香港防抗疫情纳入国家大局，自觉接受中央领导。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