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触犯国安法的黎智英，被批准保释了。这几天，黎智英与家人在豪宅裏欢度圣诞，与一众反对派人物密会连连，日子过得似乎很惬意。市民会想，一个大犯要犯也能享受此待遇，法官意欲何为，香港法治还有準绳吗？

　　黎智英何获“特殊化”待遇？

　　因此引发的巨大社会争议已经说明了一切。既然国安法规定涉嫌触犯国安罪行的一般不予保释，为什麼黎智英是个例外？既然在保释条件上“严防死守”，为何不乾脆不予保释？既然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的是国安法案件指定法官，为什麼还会出现明显与国安法精神不符的决定？因为黎智英保释一事，社会对法治的理解又迷乱了，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又消解了，对香港由乱向治的前景又有担忧了。

　　应不应该批准黎智英的保释申请，法律不是没有準绳。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二条清楚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此条款，文字浅白，精神明确，不存在被误读的可能，即类似案件“不得准予保释”当是普遍的。而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的法官反其道而行之，硬要让黎智英“特殊化”，市民是否能认为他是有意的，是刻意的，甚至是恶意的？

　　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黎智英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吗？明显没有，“苛刻”的保释条件已经出卖了他自己，反证了其理据的脆弱。明知不可而为之，当事法官动机存疑是一定的，用心深刻也是一定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用那些所谓“苛刻”的保释条件来安抚人心了。无疑这是一种小聪明、小伎俩，有挑战国安法的意味。

　　香港国安法公布施行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即发表声明，以近乎一纸檄文的方式随意解读国安法。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些法官又把自由裁量权用到极致，以此表达对国安法的牴触情绪，以此实践与国安法的对抗策略。打着专业的幌子上下其手，在自以为“独立王国”的领地上我行我素，他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何曾有基本认知，对法律的权威性何曾有半点敬畏⁈不考虑提高执行力问题而专注於与国安法博弈，不关心司法决定的社会影响只追求个人的私念私欲，这样的法官还能让市民信任和敬重吗？

　　须筑牢国家安全底线

　　黎智英回到豪宅裏与同流合污者谈笑风生、推杯换盏的情景，是香港法治之耻。一般人的有法不依或有无知的原因，司法者的有法不依就属性质恶劣了。难怪有市民说香港司法系统烂透了，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烈显伦认为司法改革刻不容缓。香港司法正以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这样的决定否定自己的正当性，瓦解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戕害着香港法治的未来。

　　警察在黎智英住处外设置的路障，同样证明了香港法治尚存在的短板，暴露了香港由乱向治要祛除的顽疾。黎智英逃跑的问题或许不一定发生，但黎智英获保释所造成的对法治的损害已然发生了。由此造成的社会争议甚或法治危机，正进一步削弱市民对司法队伍的信心，更让社会认为规範法官的履职行为变得必要且紧迫。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曾说：“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香港法官需要认识到，他们的决定有具体意义也有普遍意义，有现实影响也有长远影响，关乎香港拨乱反正的进程，也关乎他们有怎样的未来，以及历史对他们在这一进程中有怎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