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清晨，一千多名警察出动，逮捕了主要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53名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这次行动有没有名称，外人不得而知。但这次行动，无疑是宣告了被保安局局长形容为“歹毒计劃”的幻灭。

　　策劃这场“歹毒计劃”的人似乎得到前年11月反对派区选胜选的启示，他们不但要在街头暴乱中制胜，而且要在选举中夺权。两种方式都是美国操办“颜色革命”的基本脚本，但香港反对派觉得在疫情肆虐情况下，可以搅拌在一起。去年4月28日，《苹果日报》刊载戴耀廷《真揽炒十步　这是香港的宿命》的煽动性文章，这似乎比他2013年1月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还要厉害。部署“揽炒十步”，有18个月的时间跨度。策劃在前，落实在后，环环紧扣，连续密切，当香港国安法“冇料到”。不妨把“揽炒十步”再看一次：

　　第一步，去年7、8月，反对派人士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由“Plan B”继续参选。第二步，9月，因DQ问题，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反对派，取得“35+”。第三步，10月，特区政府开展司法程序DQ反对派议员，但法庭需时处理，反对派继续主导立法会。第四步，10月到今年4月，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所有拨款申请都被否决，只能维持一般运作。第五步，今年5月，立法会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特首解散立法会，以临时拨款方式维持政府运作。第六步，今年10月，立法会重选，反对派派出“Plan C”参选，仍取得“35+”。第七步，今年11月，立法会再次否决财政预算案，特首辞职及政府停摆。第八步，今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直接把国家安全法适用於香港，解散立法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下届特首由协商产生，大举扣押反对派人士。第九步，今年12月后，街头抗争更加激烈，镇压非常血腥，港人发动“三罢”，香港陷入停顿。第十步，明年1月，西方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

　　戴某的如意算盘是在18个月内摧毁“一国两制”，关键是去年7月的“初选”，以保证在9月立法会选举时有“35+”。从第二步到第七步大体都是如此。对“初选”参与者，他们务必在当选后否决财政预算案。议员当然可以否决预算案，但总要有理由，否则就是故意破坏。他以为，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可以解散立法会，而行政长官在一任任期内只能解散立法会一次。如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重选的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的原案，则行政长官必须辞职。六个月内选举新的行政长官，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第八步到第十步是香港发生动乱，特区政府管治出现问题，“颜色革命”发生，外国介入。

　　但人算不如天算，香港发生疫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果断将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延后，将香港国安法从戴某估计的去年12月，提前了一年半制定生效。这样“揽炒十步”就移形换位，虽然计劃在国安法生效前展开，但7月11至12日的“初选”是在国安法生效后发生。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的前后发生衝破了该法溯及力的屏障。

　　由於计劃（犯罪故意）和部分行动（犯罪行动）跨越了香港国安法，还有不少是连续犯，有不少是继续犯；基於同一个犯罪故意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犯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若干个犯罪行为，继续犯继续实施性质相同的同一个犯罪行为，这就意味着全盘计劃和行动都在香港国安法的笼罩下了，没有无溯及力的问题。

　　“真揽炒十步”步步违法

　　有的人认为“初选”并不违法，这是不正确的，“初选”也是香港国安法第22条认定的“非法手段”，过去的“初选”可能只是违反本地法律，但去年7月的“初选”不但违反本地法律，也触犯香港国安法第23条第3款和第29条第3款，“初选”的不同行为状态，还触犯了不同的法律规定。简略说明如下：

　　（一）行使公法权力而无法律依据。香港“初选”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行使公法权力就是非法的，有些公职人员不作为，对“初选”未予制止，触犯了“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这是普通法上的犯罪。

　　（二）“初选”将製造压力使参选人退选。《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规定，该等情况如涉及贿赂，则违反该条例第7条；如涉及胁迫，则有违第8条；如涉及欺骗，则有违第9条。“初选”都可能会导致此等效果。

　　（三）“初选”还造成数十万选民的聚集，有违当时的“限聚令”。

　　（四）从“初选”攫取大量个人信息和选民资料，有违《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五）在宣布参选前，“初选”的参与人就已广为不久后的选举作宣传，涉嫌“偷步”，但却想蒙混过关，完全没有申报选举开支，就会漏报“偷步”的选举支出。

　　（六）“初选”活动需设数百个服务站、数百部电脑，以及有关货品和服务的开支，不论是否来自捐赠，还是众筹募捐，不论是否有外国或境外的因素，根据《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规定，都是选举开支，却要瞒报。这还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七）有关候选人的“政治联繫”本只隶属於反对派其中一个派别，但却声称代表整体反对派十数个派别出选，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就会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27条“发布选举广告假称获支持的非法行为”。

　　（八）这样候选人在选举资料上的“政治联繫”，就真的沦为虚假陈述了，有违该条例第16条的“虚报资料罪”。还会触犯《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序）（立法会）规例》的虚假陈述罪。

　　（九）“初选”目的是要实现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35+”，以“揽炒十步”夺取管治权，这已涉嫌触犯了香港国安法第22条第3款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十）上述“初选”所涉的开支，既有本地因素，也有外来因素，也没有作出正当的纪录。这有可能触犯了香港国安法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29条第3款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是一宗非常複杂的集团犯罪案件，涉及的香港国安法包括第22条第3款、第23条、第29条第3款；对可能参加策劃、但没有参加“初选”者，可能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第3条和第9至10条；对本地法律而言，还可能触犯了《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以及普通法上的犯罪等，如何化繁就简，恰如其分，尽快得到处理，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是香港特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标志。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