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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衡/完善特区政治制度是中央的事权\冯庆想

2021-02-25 04:25:35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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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爱国者治港”即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在香港社会语境中,爱国者所爱之“国”与“一国两制”所规定之“一国”在逻辑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港人要树立“一国”意识、确立“一国”原则,实为“爱国者治港”所需遵循的政治伦理要求。可见,準确把握“一国”意蕴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基本前提。

  从中国政治文化视角看,传统中国是一个地理边界模糊、文化空间明晰的文明国家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过程中辩证地吸纳了一些西方的民族国家精髓,逐渐呈现出现代中国形态。

  按照现代国家理论,一个政治实体之所以可称为国家,必须包含主权(宣示国家存在的最高代表与象征)、领土(具有清晰的地域边界与权力行使範围)、人口(主权所有权属於人民)三大要素;其中,是否拥有独立完整的主权,并在行使中发挥其作用,是判断它能否成为国家的决定性指标。

  现代中国的内在规定性不仅包含主权、领土与人口等共时态要素,而且内嵌文明这个历时态维度。文明国家作为传统中国之源,塑造了“我们是谁、从哪裏来、到哪裏去”的中国人身份标识,也奠定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根基,它所强调中华历史文化的正当性、自主性与统一性构成中国人国家认同的註脚。

  对国家政治忠诚不能缺失

  正如王尔敏先生所言:“中国称谓是中华民族生长发展中一种自我意识的确立,完全是自然的习惯的由上古沿承下来,为中国人整体性之基本表征,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用以识别不同国度之国家族人。”换言之,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外在的排他性。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独树一帜、自成一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於中国自我的认知,不在於西方的认同。进而言之,中国传统政治逻辑中的国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产物,延续了对家的血缘情感,它建立在对自然领土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不同於西方通过后天建构而成的民族国家。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之“一国”蕴含一种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四位一体的整体性国家观,与西方视域下个人与国家相互对立、社会与国家相互分离的断裂性国家观之间存在显著分野。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高度交融的国际化大都市,港人所认知的国家可能是一个蕴含“古今”、“中西”双重叙事框架的语义概念,即历经古代中国(家国天下)与现代中国(中华民族、中国)的流变与转型,同时交织着东方文明传统与西方现代理性的不同阐释与理解。

  如此多元混杂环境之下,对於“爱国者”而言,履行“治港”权能,就必须在国家所指上有明确的标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端正不同政治光谱的党派面向中央的政治态度,即对国家政治忠诚不能缺失底线,也不能左右逢源。

  近年香港政治生态乱象丛生,堵塞香港政治体制漏洞可谓势在必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作为“一国”之内“两制”优化调整的重要环节,属於中央依法行使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事项。

  这一举措既是夯实国家宪制基础、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妥解决香港不同政治参与者的“一国”政治认同淡薄问题的应有之义。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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