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达至善治的政治理想需要通过治理者的管治来实现。治理者有优有劣，以中国传统政治的标準来衡量，最高境界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从政者。即便是在现代政治中，管治者多通过选举产生，固定的选举程序同样能被候选人和选民演绎得有情有义、有声有色。香港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在选举中也不例外。当我们讲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爱国”既是政治标準，也是情感寄讬。如果从三个维度来看“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反映的恰好是中国人面对选举政治的情感温度。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从时间维度上看“爱国者”的内涵。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在设计“一国两制”时，就考虑到了香港回归后的治理问题，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準，即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而爱国者的标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要求他们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标準，这样的标準离不开当时领导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现实情况。而即便按照这样宽泛的标準，尊重自己的民族，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

　　从空间维度上看如何治理香港？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对“港人治港”还是“爱国者治港”都还是一种想像，毕竟香港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回归祖国。从回归之日起，治港变得具体而微，每一次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尤其是较大的充满争议性的事件，都是对管治者治港能力的考验。结果有的高分，有的尚可，有的则遭遇挫折。良好的治理，或曰有效的管治是特区政府的目标，也是中央政府的期望。从特区到中央，从高级官员到普罗大众，都希望“一国两制”成功。

　　回看香港在有效管治的道路上二十多年的探索，遇到了如何处理特区与中央的关係、如何处理行政与立法的关係、如何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如何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等林林总总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归二十多年来，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关係变化在香港也开始悄然显现。如何在一个“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複杂、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治理好香港，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大课题。强调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重申“爱国者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长期以来，香港以优秀的经济金融功能闻名於世，以致人们都忽略了她其实一直是一个有政治属性的城市。港英时期是为了维护英帝国的利益，回归后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国际金融中心无边界，但特别行政区有国界，有主权归属、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从领导人特质上看谁在强调“爱国者治港”，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其历史责任。上世纪70、80年代，邓小平要做的是解决香港的和平回归问题，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并设计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完成了他们的历史责任；现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擘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港澳台问题上，需要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无论是香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当国家领导人谈及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时，心裏想的一定是把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的手裏，也就是让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时空变化，无论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还是“爱国者治港”，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中国现代国际关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