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於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香港选举制度，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者治港。这裏的爱国者标準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些标準是对邓小平的爱国者标準的发展。1984年，邓小平曾说，爱国者“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理解“爱国者治港”原则，不仅要知道它是什麼，还要知道它不是什麼。唯有如此，才可以全面準确地落实该原则。3月12日，中央对港工作机构有关负责人用三个“不是”进一步阐明了该原则。第一，它不是说要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搞“清一色”。第二，它不是说不爱国的人不能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第三，它不是说把反对派排斥在管治架构外。三个“不是”反映了中央对香港的独特性的体认和珍视，表达了理性的爱国主义。

　　不是要在香港搞“清一色”

　　香港的特色和优势在於它不是“清一色”，“清一色”的香港不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香港与内地不同，实行资本主义，多元文化共存，自由开放宽容。在庆祝回归二十周年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这些是香港的特色，也是优势。中央是理解和珍视这些特色和优势的。为了充分照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中央採取了“一国两制”的办法，承诺“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一方面要坚持“一国”原则和维护中央主权，同时也要尊重“两制”差异和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要的是多元的香港，而非“清一色”的香港。

　　不是说不爱国的人不能在香港工作和生活

　　爱国者治港的爱国不是狭隘的妄自尊大或以邻为壑，而是“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亲诚惠容”。爱国是一种情感，情感难以强求；爱国是一种美德，美德不是义务。中央提倡的爱国主义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对此，中央说得很明确。

　　一方面，爱国是对参政者的要求，不是对“在香港的人”的要求。“在香港的人”，包括不爱国的人，只要遵守香港国安法，不从事危害国安的行动，便可以一仍其旧地在香港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爱国者治港”原则是与以联合国为象征、由国际法所表达的普世价值相容的。爱国者治港的根据，包括了世界人权价值或标準：不论是基本法，还是香港国安法，都明确规定，香港的公权力的行使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服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不得违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等等。

　　必须忠诚於国家政制

　　不是要把反对派排除在管治架构外

　　“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麼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秉承同样的原则，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也随之警告有关方面，不要把反对派和“不爱国”等同，不要排除反对派。

　　为什麼不能把反对派与“不爱国”等同呢？一方面，反对派裏也有爱国者，这是事实。另一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中央的爱国者标準是尊重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这是很薄、很低的标準。

　　只要符合这些标準，就是爱国者，就可以参选、当选，即使与中央“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即使与中央持不同的政见或主张。

　　认为自己的国家一切都好，或者永远比其他任何别的国家都好，这是非理性的。逢中必反者必然是不爱国，逢中必诺者未必真爱国。

　　“爱国者治港”原则所强调的，是理性的真爱国主义。爱国者可以是反对派。爱国是对国家的认同和关心的情感。认同一个国家，就要为她的正确行为而骄傲，也为她的错误而羞愧。这就要求我们勇敢直面她的缺陷，反对、批评和纠正这些缺陷：很多时候，恨之切，是因为爱之深。法学家王宠惠曾说，“是本国而非他国者，名曰爱国，实则薄待本国。盖必知本国之所短，取他国之所长……而改良进步以与世界各国竞，是乃真爱国。”

　　在纪念二战75周年时，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说，“德国的历史很肮髒：我们屠杀和伤害了千百万人……我爱这个国家，即使是用一颗破碎的心。”否认这段历史，他强调，就是在否认德国民主。关心国家，就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好，要让国家兼听则明，这自然要求香港的管治团队容纳和接受反对派，使之具有“广泛代表性”。

　　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可以参选、当选。判断反对派是否忠诚，可以借鉴边沁所说的好公民的座右铭：“自由地批评，严格地服从”。对国家的政制、立法和政策，当然可以批评，但同时在行动上，则有遵守的义务，不可以揽炒，不可以暴力抗法。

　　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初确立的原则：“可以批评，但不可以转化成颠覆行动。虽然可以骂，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动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