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市民接种，特区政府提出“疫苗气泡”政策并为公务员提供疫苗假期。商界各出奇谋，送楼、送礼包、送旅遊奖赏、食肆用膳折扣、商场派发现金券等等，从近日接种人数明显上升观之，“谷针”攻势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无法迴避的现实是，香港接种超过百日，接种率不过人口两成多一点，距离集体免疫的七成接种率相当遥远。就特定人群看，医护接种率只有三成多，教职员工的接种率低至一成八，公务员接种率暂时未有数据，估计也不会高。特区政府虽然定下了九月份大幅提升接种率的目标，但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数字指标，这恰恰说明，政府对未来三个月的接种率如何心中无底。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不相信疫苗的不乏其人，鼓励和激励都未必能打动他们。这也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在以色列、英国、美国等地，接种率达到五成以后都碰到“樽颈位”，有后继无力之忧，不少国家不得不採取较激进的措施。在美国得州，有医院强制医护人员接种，院方认为要求员工接种是合法的，而身为医务工作者，尽其所能地保护患者，是神圣的义务。美国数百所大学明确要求师生员工在新学年前接种，更有老师收到校方的“强硬”通知，明言“接种与否与阁下的工作有关”。

　　曾几何时，不少欧美人士连口罩也不愿意戴，现在却採取强制接种措施，这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理念和做法上的变化。强制接种是否可行言人人殊，但香港社会必须思考，万一在种种“谷针”措施之下，接种率依然无法大幅提升，应该怎麼办？正如有人质疑，前线医护不接种，有没有资格为别人接种？做老师的不以身作则，如何为人师表？

　　特区政府、医管局及教育相关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清晰的指引，不能一直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