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是一条变色龙，从早年的“左倾”，到中年的反共，再到投靠台湾成为李登辉的座上宾，回归之后则获黎智英豢养，晚年更沦落到反华，为黑暴和“港独”张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李大师”做不到！最近他在《苹果日报》连载回忆录，更怀念汪精卫伪政权沦陷区的“美好日子”，不断为汉奸“漂白”“平反”，但除了拾人牙慧，并无新意。更无耻的是，李怡还断章取义，栽赃嫁祸老报人龚选舞先生。

　　诬蔑龚选舞居心不良

　　李怡在“失败者回忆录”先后发表了“沦陷区生活”、“汪政权下的乐土”、“在左翼思潮下”等系列文章，光看标题就知道，就是为日本和汪精卫涂脂抹粉。抗战期间，李怡童年曾随父亲到上海、南京沦陷区生活，他记忆“当时的社会秩序堪称良好，人民经营商业活动受法律保护，经济算繁荣。黑道、流氓好像都销声匿迹。”“汪政权统治时期应该算是人民最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了。”

　　总之，在李怡的笔下，汪伪治下的日子是“人间天堂”，但绝非事实。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统治区开始承担支援日本对美作战的后勤供给功能，沦陷区经济日益紧张，生活质量下降，抓捕劳工、强迫捐献钢铁、强征慰安妇等事件多不胜数。

　　这也许只是李家小少爷个人的美好日子，因为其父在上海经商，疑似做倒卖物资的生意，“不知什么原因就富有了起来，搬进高级住宅。”当时也确实有些在沦陷区生活的人顺风顺水，成为特权阶级，比如那位与汉奸官员胡兰成勾搭一起、后来被吹捧为“祖师奶奶”的女作家，但更多人则是生活困苦，缺乏尊严。清华大学女高材生杨绛就过得很不如意，战时生计艰难，她只得去给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代课。一日乘电车过黄浦江去上课，日本兵上车检查，她起身稍稍慢了些，便遭日兵用食指在她颔下猛地一抬。因此杨绛对那位“祖师奶奶”嗤之以鼻，与友人通信评价“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

　　李怡还擅长“旁征博引”，以增强可信度和“权威性”，极具迷惑。他引述友人殷惠敏的来讯，介绍今年98岁的老记者龚选舞的回忆录，“汪精卫治下的上海、南京，龚选舞的回忆录有细致深入的描写。1946年审判汉奸战犯时期，他是刚出道的《中央日报》记者，在审判汪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时，他进入南京高院特别审判庭去听审、采访。据他说当时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在庭外为周声援，周答辩时一番为了百姓生存福祉的慷慨陈词，也令庭内旁听者为之动容。龚不能不承认，那是‘人心思汉（奸）’。”

　　光看这个“来讯”，似乎汪伪政权获得民众热烈拥护，但实情如何呢？龚老在回忆录确实生动地描述了周佛海以上佳的口才、煽动的言词，声称他之所以参与汪伪组织，目的实在拯陷区同胞于水火，且以此博得法庭外听审群众的喝彩，但龚一针见血指出，这种诡辩怎样也掩盖不了投敌卖国的事实，周佛海因此被判死刑。

　　当年日军打下南京后展开大屠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的英勇反抗，为什么沦陷七年之后居然又给周某欢呼？龚老在回忆录分析，南京人是借为周某欢呼捧场之举，来表现对于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只缘一心急待王师归来解其倒悬的陷区民众，巴巴迎来的‘重庆客’，竟以胜利征服者的姿态，歧视甚至剥削在陷区业已受尽苦难的人们。除了天上飞来、地下钻出的名为接收而实为‘劫收’之徒令人发指的行径不谈，即令是一般来自重庆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也多把当地人看矮一等。”

　　李怡为了证明“汪政权下的乐土”，竟然不惜断章取义，移花接木，误导读者，栽赃一名前辈报人，陷龚老于不义，实在是没有下限！

　　近年，海内外掀起了一轮为汪精卫、周作人等汉奸“平反”的热潮。对这些人物“失足”的心路历程进行研究探讨是可以的，但要“平反”则徒劳无功。

　　李怡引用了一些资料，试图来说明汪精卫附日是“曲线救国”、汪政权是为了“保境安民”。又指在中国科技和军力远落后于日本的情况下，当时主和确实不只有汪精卫一人，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有这样主张云云。

　　费尽心机为自己“平反”

　　但这些同样经不起事实推敲。陈寅恪先生虽然在抗战初期对形势悲观，却不愿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避居岭南，坚拒日伪政府邀请到上海讲学，展现了民族气节。汪精卫死后，陈寅恪还撰诗“阜昌天子颇能诗”嘲讽，以“阜昌天子”，也就是傀儡皇帝刘豫比喻汪精卫，可谓“痛诋”。

　　李怡费尽心机为汪精卫“平反”，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变色龙”行为“平反”，希望读者理解其“苦心”，以此展现自己“一贯正确”，却无意中暴露了其“汉奸情结”。诚如龚选舞老先生所说“只要是炎黄子孙，有谁不爱国家、爱民族，明敌我之分、晓忠奸之辨”，汉奸就是汉奸，无论如何辩解都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