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仔细观察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特区成立初期，香港有部分人是把“爱港”置于“爱国”之前的，称“爱港爱国”。他们眼中，香港重于国家。

　　由于中央重申“爱国爱港”立场，所谓“爱港爱国”的说法很快淡出。然而，从特区第三届政府开始，有人以“建制派”取代“爱国爱港力量”，其动机和目的是欲“去‘爱国’”。把香港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以“建制派”与“非建制派”来区别，不仅掩盖“拒中抗共”与“爱国爱港”之间根本分歧，而且，钝化“爱国爱港”阵营的政治意志，削弱后者对国家的忠诚。

　　须与国家站在同一阵线

　　6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是香港首次举办打正中国共产党旗帜的高规格活动。因此，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称“在党的领导下”时，人们感觉，“一国两制”在香港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承认“一国”之中国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难道之前不知道吗？不，知道，但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于是，只称国家主席而回避称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香港开始打正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因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变，因为香港必须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香港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的前一天，七国集团（G7）峰会在英国的康沃尔开幕。美国总统拜登竭力游说其他6国组成对抗所谓“中国专制”的“国际民主联盟”。这意味着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不可分离一部分，必须同国家一道抗衡和反击美国的图谋。

　　其实，了解西方国家情势者都明白，西方民主正陷于有史以来空前严重的危机。拜登欲组织“国际民主联盟”的目的，是遏制中国，也是为转移美国民众对美国制度愈益高涨的不满。美国主流媒体，不乏关于拜登上台后美国民主制度所呈现的危机，甚于特朗普主政时的评析。

　　颇为讽刺的，是美国媒体开始出现一个新名词—“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称：拜登上任短短一百多天推行一系列空前庞大的财政支出计划，改变了过去40年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有人更直言不讳，拜登是在仿效中国。

　　在西方，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民主和良治的关系，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弊端。6月2日，澳洲律师、政治评论员Mike Lyons在英文媒体“PEARLS & IRRITATIONS”发表题为《美式或中式管治：谁对人民最好？》（US or China style governance：which is best for its people？）的文章，称：“有效管治”的宗旨是为人民提供福祉，包括自由、生活水平、经济福利、社会安全、教育、健康、和平相处和国家利益。作者明确指出：非西方民主政制也能实现“有效管治”。

　　面对美国发动所谓“民主对专制的斗争”，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仅必须与国家一道，而且，必须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24年的经验。

　　坚定维护“一国”原则底线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指出：“回归以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在反中乱港势力的煽惑下，也出现了‘积非成是’的观念误区和‘变形’‘走样’的现实风险。特别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骆主任明确表示：“面向未来，在国家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过程中，中央将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香港与宪制秩序相关的制度机制，有效的要坚持，缺失的要修补，跑偏的要纠正，过时的要更新。”

　　骆主任的讲话，阐明了爱国者治港的方向和目标。必须注意的是，香港各界对6月12日主题论坛和骆主任讲话都有正面的反应，但一些具社会知名度的人却回避正面评价中国共产党。诚然，应当允许这部分人需要时间来理解和接受。但是，香港必须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容不得在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点上犹豫或拖沓。

　　香港防抗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已有进步，但仍落后内地和澳门。香港经济开始呈复甦迹象，却缺乏动力。原因在哪里？一言以蔽之，过于强调香港与内地制度差异而忽略“一国”、缺乏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觉悟。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