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会热烈讨论，香港要赶紧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少人均指出香港各大学基础研究杰出，早前港大袁国勇及裴伟士两位教授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连同2016年获得同一奖项的中大卢煜明教授，历来共有三位香港教授夺得有关奖项。基础研究不但是科创价值链的始点，亦是建成科创高地的优势。社会一直在摸索香港应如何最有效发挥这项优势，以带动整个科创生态圈的发展。

　　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企业

　　在早前举行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上，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副司长黄圣彪明确指出建成国家科创中心的条件：具备世界前沿科学研究能力、建成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高地、成为全球科创资源聚集地，以实现要素融通。黄副司长亦指出，生命健康为国家科创的其一重点领域，更特别以生物科技对抗新冠疫情一例，指出“民生科技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有力支撑”。

　　事实上，凭借香港在医学研究及临床试验的优势，建成生物科技创新高地大有可为，而毗邻的深圳则是香港进入内地庞大市场的门户，其生物科技产业链亦逐渐完善。当中，横跨两地的深港河套则是协同双方的重要平台。香港不少世界知名教授正进行着前沿科研，从港大袁国勇参与研发的喷鼻式新冠疫苗，到中大卢煜明研发的无创性产前诊断技术，均是世界首创。

　　当科技更趋精密及复杂，若要加大发挥香港的科研实力，需要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现时其中一款广泛使用的新冠疫苗AZ疫苗，是由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药厂共同研发。因此，香港各大学可牵头在河套与深圳院校共同建立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机构，把握机遇并专注研究。

　　然而，香港现时尚未形成世界级生物科技产业集群，距离成为研发高地还有一大段距离。事实上，业界透露香港已多次错失龙头企业落户的机会，反观在新冠疫情期间，BioNTech及赛诺菲（Sanofi）已先后表示会在新加坡扩展研发业务甚至设厂。香港必须立即积极推出贴身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包括审视其科研相关税务优惠，实现在河套区设立总部或研发中心企业免税；再者，政府现时推行“研发开支额外税务扣减计划”对未盈利生物科技、未需缴税的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不足，应更进取地实行直接退还部分科研开支（退税）。

　　另一方面，本港亦应培育本地独角兽企业，完善生物科技生态系统。如上所述，香港各大学科研成果卓越，故应鼓励成果“转移落地”产业化。而政府已预留资金投资于“香港增长组合”中各与香港有关连的项目，因此，政府可考虑投资于大学衍生公司（spin-off）及河套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协助他们跨越发展中期常被称为“死亡之谷”的资金缺口。

　　促进两地资源聚集流动

　　最后，成为国家科创中心其一条件为要促成全球科创资源聚集，以达至各要素融通，产生“创新量、产业量”。香港背靠祖国，而内地有着丰富资源及庞大市场，若价值链要素能流通两地、制度及政策能达至两地协和，则能促进香港企业规模化。无论是资金准入、知识产权互认、加快药品审批，以至生物材料及医疗器械的流通，深港河套可于这些领域成为生物科技改革示范区。例如，可以探索放宽外资准入内地限制，允许河套区内由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主理的生物科技企业直接进入内地市场，以及尝试完善内地生物样本过境香港制度，供合资格的机构在河套研究和使用推广。

　　香港的基础研究确实享誉世界，这亦恰好回应国家近年重点投入经费于基础研究的方向，协助跨越从0到1的科研“卡脖子”问题。透过与深圳合作，香港更是有潜力参与甚至领导之后从1到N的科创过程，在不同方面达到国家科创中心的条件，建成生物科技创新高地。

　　作者分别为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