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排除“拒中抗共”政治团体及其骨干分子循选举混入特区政治架构后，构建香港管治新格局的任务，转向如何确保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都由坚定爱国者主导？如何确保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符合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7月16日讲话所提出的5项要求？如何确保行政机关主体公务员队伍爱国？如何实现司法机关由爱国者主导？

　　完成这些任务，较之把“拒中抗共”政治团体及其骨干分子赶出特区管治架构困难得多。君不见，如今“拒中抗共”政治团体的领袖和骨干绝大多数已因违法而入狱或染官司。相比较，隐藏很深的“潜伏者”，绝大多数仍逍遥自在。

　　即使能够做到不让“潜伏者”混入特区管治新架构，但是，在爱国者治港队伍中，依然存在着政治上和观念上的分歧。

　　政治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

　　政治上的分歧有三。一是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是诚心拥戴抑或只是尊重？二是如何对待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和中国反遏制？是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抑或企图抽身？三是如何处理香港本地的阶级和阶层矛盾？是追求香港居民的共同和最大利益抑或仅顾及某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在前两个政治分歧上，“居英权”和其他外国国籍、外国居留权的影响会愈益凸现。尽管不能简单化地把持有“居英权”和其他外国国籍、外国居留权等同为不爱国，但是，坚定爱国的公务员是不应该持有“居英权”和其他外国国籍、外国居留权的。

　　以工商界或专业界为根基的政治团体，和以基层劳工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在公共政策议题上各为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发声，是应有之义。但是，不仅不妨碍、相反应当把阶级、阶层利益与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相协调。

　　强积金对冲难以取消，标准工时推广，㓥房和“笼屋”问题愈益恶化，私人市场楼价不断上涨而“纳米楼”越来越多，等等，这些问题孤立看是经济民生问题，但其综合效果是加剧阶级对立、影响社会安定，便属于政治。

　　以工商界或专业界为根基的政治团体，和以基层劳工为代表的政治团体，都必须具备政治视野和政治远见，才能同只为某界别或团体或阶层争取利益的压力团体或功能团体分出高下。

　　香港长期受西方意识形态教化，即使在爱国爱港中坚团体中间都不乏信仰西方价值观者，遑论其他爱国爱港政治团体。自200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半年，爱国爱港阵营在与“拒中抗共”阵营围绕香港政治发展的斗争中，缺乏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探索符合“一国两制”的普选新模式的论述，而偏重于时间表的争论，便因为在关于民主的认识上未能摆脱西方的窠臼。

　　全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9月30日访问香港基层居民时指出，解决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经济民生问题，“最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要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香港社会各界感觉醍醐灌顶。爱国爱港政治团体感到茅塞顿开。所折射的也是香港构建管治新格局必须澄清西方价值观的误导。

　　香港建制中不少人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至今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误观点—为体现香港的制度不同于国家主体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同西方接近。

　　例如，在防抗新冠肺炎疫情上，香港先是照搬西方国家流行的做法，一味强调个人自由，从今年1月起改为“混合模式”，即：既继续执行类西方国家的做法强调个人自愿，也开始引入内地做法局部实施强制措施。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一针见血地指出，防抗新冠肺炎必须讲“一国”。举一反三。特区政府必须引导观念和思维改革，否则，香港难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另一个不容易扭转的观念偏失，是过于看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美英的依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的确依赖纽约和伦敦两大全球金融中心。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政治金融版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明天在“一带一路”，特区管治新格局必须顺应和应对香港与美英在经济金融关系上的重大调整。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