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香港监察”联合创办人Aileen Calverley及乱港分子刘祖廸与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会面，乞求当地政府审视参与违法示威而被定罪的香港人在申请“政治庇护”及其他相关计划时，能“方便及容易”地在加拿大生活工作。这“避风港”调子并无新意，自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颁布实施后，一些乱港分子纷纷要求美国、英国及澳洲等地提供所谓“协助”，也心甘情愿为反华政客提供弹药。

　　有舆论指出，其中最出位的莫过于罗冠聪，他虽是一个逃犯，但到英国后却随即融入当地的反华圈子。其早前还到立陶宛“唱衰”香港，并由反华立场明显的副外长亲自当导游接待。他又获邀参加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部分会议，完全就是一副“政治明星”的模样。更不要说最近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干扰破坏立法会选举的许智峯，早前与数十名海外反华政客、组织一同发起联署，意图阻碍中国参与国际刑警执行委员会，又公开声援英国议员打“BNO牌”。

　　内外勾结威胁国家安全

　　但事实证明，乱港分子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根本不可能影响到香港由乱及治的发展步伐。

　　一些人抱有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认为其他地区也须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早于本世纪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已分析，在美国、西欧以及西半球的国际关系上，美国传统理想主义关于民主及自由的追求，对于区内维持长期和平及经济进步并没有过时。

　　然而，世界多元而复杂，亚洲及中东等地区的历史及政治现实与欧洲并不相同，以美国为主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可见，少数乱港分子骑劫及扭曲所谓的“民主及自由”，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与香港社会秩序。中央政府果断应对，令香港秩序迅速由乱及治，但一些人见不得中国好，也不得香港发展好。

　　此外，中国经济崛起后对世界秩序带来巨大的变化。对于部分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正被树立成一个敌人。最近，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Richard Moore）声称，中国、俄罗斯及伊朗对英国及盟国带来安全威胁。

　　从西方的角度看，协助香港暴徒有助令香港社会进一步分化，继而令中国忙于处理国内事务而压抑其崛起。这基本与冷战期间透过拉拢中国来制衡苏联的方式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东西方冷战气氛炽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及融入符合西方利益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令苏联在国际上失去支持及导致苏联解体。可惜的是，西方社会及经济与上世纪末的情况已经不同，全球化经济下突显贫富差距问题，民粹民族主义抬头，仇外心理激增。新冠疫情进一步打击国内不同行业的经济状况，当中以低下阶层受到的苦恼更为明显。西方国家此时协助香港逃犯在当地生活工作及发展，必定对本地人的就业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各国不乏坚定的爱国华侨，长期为当地社群作出贡献。收容违法香港人的决定难免会在华人社群带来矛盾，西方各国都有可能加剧社会分化的情况。

　　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冠疫情反复下全球各国的经济仍未真正看到曙光，在此情况下谁也不愿失去中国庞大的市场，在疫情新常态下失去经济发展机会。以加拿大为例，今年9月，扰攘多年的孟晚舟事件最终解决，中加两国理应趁机修复两国关系。若然现在因少数乱港分子的要求再度与华交恶，这在外交对华的政策上找不到连贯基础，美国的外交情况亦相似。

　　抛弃冷战思维加强合作

　　有见及此，少数组织及个人只有动员写信支援在囚的所谓“手足”表示关怀。一方面，这能够透过活动提高或维持组织及个人在“国际战线”的知名度。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本地人士获取香港信息的途径有限，“避风港”计划及支援在囚“手足”的活动，目的都是要加深当地人对中国的误解。

　　这种在本国内煽动仇恨别国及促成斗争的策略非常危险。根据盖洛普（Gallup）本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不断加剧，过去数年认为中国是美国威胁的人数持续上升，两国爆发冲突并非不可能。2019年，少数人的违法暴力行为已为香港带来可怕的回忆，我们应该汲取教训，避免同样事件再次发生。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数年前已经在其书《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思考一个重要问题：二十一世纪特别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长期世界和平。书中的最后章强调世界各地共同面对气候暖化、恐怖主义、核武器及大自然病毒（如“沙士”、伊波拉病毒）等挑战。

　　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的社会及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此时更应该摒弃冷战的思维，在重大国际议题上提出长远合作的契机，这才能真正为各地人们带来和平及稳定的生活环境。

　　华人学术网络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