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媒体曝光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背后错综复杂的“纵独”乱象。众所周知，作为一个非法定的咨询组织，教资会是坐拥约千亿公帑分配的审批者，八所公立大学要向政府申请专门的研究经费，其研究计划必须要事先征询教资会（其下属专设了一个负责审批研究经费的资助局）的意见。如此令人望而生畏，关系成千上万人“饭碗”的专业机构，却疑被外部势力盘踞渗透，屡次以学术之名，资助反中乱港项目，甚至利用公帑在高等院校建立所谓的“自治政体”数据库。

　　根据媒体调查揭发，现时任职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伙伴杂志《外交家》专栏作家的方志恒，便是近年来“港独”势力的“冲锋陷阵者”。他曾经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同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叫嚣“中国因素直接或是间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主义’”。作为主张香港“自决革新论”的主谋，他更是认为，“唯有高扬本土价值及坚持‘政治抗争’才能保障高度自治的高度性和永续性。”

　　学术界盲目追随美式标准

　　就是这么一个“卖国不为耻，乱港以为荣”的伪学者，在2016年至2020年度，共从教资会获得了高达586万元的研究经费。例如，在2016年至2018年度，其获批准的研究项目“应用开放预算调查方法：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比较研究（Application of Open Budget Survey Methodology：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得到特区政府拨款442700元，该研究后期的产出文章利用美国智库建立的“开放预算调查”来进行研究，高度赞扬台湾在民主与预算开放程度均高过香港及澳门云云。

　　在2019年至2020年，方志恒又获得了一笔近百万元的拨款，进行了名为“比较自治政体：探索新的比较政治数据集（Comparative Territorial Autonomies：Exploring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s Dataset）”的项目，肆意鼓吹“独立”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并试图联结世界其他意求“本土自决”的地区学者。

　　方志恒拿特区政府的钱，为美国意识形态卖命，可谓“食碗面，反碗底”。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方志恒之所以可以投教资会之所“好”，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九七回归之后的香港，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去殖民化”。无论是政府还是这些掌管专业资源分配的咨询组织，都迷信“外国的月亮较圆”，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权威，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追随美式标准，这就造成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为反华势力渗透决策和拨款审批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绝不是单一个案。据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在2019年黑暴爆发之前，社会福利界曾获百多亿元的拨款，然而，部分社福界人士同时又利用“专业社工”的身份，企图“揽炒”香港，组织罢工行动，阻碍国安法实施，公然抹黑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这让笔者不禁追问，香港专业资源的分配，到底是被谁钳住了喉咙，又应该是谁来参与和负责特区政府的专业判断和决策？

　　建立专业评判标准

　　无论是教资会还是社福界，这些委员会、组织机构掌握了香港大量的社会资源，直接关系着香港的民生问题、民心福祉与社会发展的，他们理应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力量，也应该成为治港者的后备人才和专业补充。光是有专业素养，不过是一把“好使的枪”，但没有走对的路，没有坚定的爱国爱港的信念，这把“枪”则容易被他人操纵。

　　香港国安法稳定了大局，是夯实了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基础，但是在香港社会的各行各界，乱港势力余毒犹在，他们或躲在暗处，或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来进行其原有的活动和计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以专业、学术、服务为名的组织，难道不应该及时地抖一抖“灰”？让权力走在阳光下，除了要有专业的评判标准，更要让香港的资源分配牢牢地掌握在爱国爱港的治港者手上，唯有如此，香港的资源交换和社会结构才会健康有序、和谐稳定。

　　中国侨联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