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氏民调”一周之内连发两个“民调”，分别对香港抗疫政策、特首民望进行所谓的“分析”。但毫不例外，“民调”过程既不科学，结果更是充满政治意图。回归以来，在香港发展关键时候，“锺氏民调”不会放过任何煽动香港社会对立的机会，在香港抗疫最严峻时刻，也不忘进行政治操弄，完全无视七百多万港人的生命健康，其所作所为无异于反华势力的“应声虫”和“政治打手”。这样的挑拨分化组织，还要为祸香港多久？

　　2月1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举行记者会，在“我们香港人”民调计划中，访问了7000名12岁以上市民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适合香港；赞成“动态清零”的占32%，有11%表示不知道。并称，“在受访的‘民主派’支持者中，有89%支持‘与病毒共存’，仅6%支持‘动态清零’，反观在‘非民主派’支持者中，有45%支持‘动态清零’，仅41%认同‘与病毒同存’。”

　　刻意将抗疫政治意识形态化

　　这个“调查”看似是就疫情进行民意收集，但根本就是政治操弄。第一，访问了7000人，竟然是12岁以上的市民。抗疫如此严肃的话题，不问成年人反问未成年人，能得出怎样的理性结果？第二，这不是严肃的民调，而是“网上民意调查”，过去乱港势力网上民调造假的例子还少吗？第三，调查故意要划分所谓的“民主派支持者”和“非民主派支持者”，故意要将抗疫政治意识形态化。由上可见，所谓的“民调”，缺乏应有的民调科学，错漏百出，结论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操弄。将抗疫“政治化”，“锺氏民调”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在当日记者会上，其中一名发言者竟然这么说：“其实我们人（类）与病毒共存了几千年，本身已经是，我们怎样同病毒共存呢？就是有感冒、有伤风，看医生、拿药、回家休息，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我相信其实政府里面有很多高官，甚至有些行政会议成员都讲过，其实他们觉得‘与病毒共存’都可能会好些的。”

　　将新冠肺炎当作是“普通感冒”，美国至今死了90多万人；将变种病毒当作是“看医生回家休息”可以自癒，将误导多少香港家长？两名分别3岁及4岁的初确儿童先后不治，按上述逻辑，两名儿童何以病逝？在这些人眼中，只有政治和金钱利益，至于香港市民是死是活，不过是几个数字而已。

　　实际上，“锺氏民调”如此作为，并非首次，回归至今他几乎每件大事都没有“缺席”。远的不说，从“反国教风波”、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乃至针对特区政府管治团队、针对警方的执法，以及每一次的重要选举，都可以看到这个“民调”在进行“呼风唤雨”的操弄。

　　不过是三个月前，“锺氏民调”发表了所谓的“研究报告”，意图影响立法会选举。但“民调”完全不是在香港市民中随机抽样得出来的调查样本，而是在预设群组中抽，但用上“抽样误差”这些术语，产生严重误导的烟幕效应。例如，“总数为5324个的原始样本中，自称‘倾向建制派’的样本只有23个”，就算“锺氏民调”如何以所谓“加权方法”对数据进行后期处理，这个样本都和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差距太大。参照数日前公布的“民调”，情况又何其相似！

　　外力操控“民调”早有先例

　　不仅仅是政治操弄“民调”如此简单，早有媒体揭发“锺氏民调”与外国势力的密切关系。据郑宇硕前助理张达明提供的电邮档案，揭示美国国际民主研究所（NDI）2014年拨出七万七千港元予“民主动力”，用于2016立法会选举活动，包括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锺庭耀负责做港大民调。相关电邮显示，“民主动力”委托港大民研做的民调，竟由美国的NDI香港经理薛德敖（Kelvin Sit）策划操控，包括插手修改、加插问卷设计。锺庭耀经常挂在口边的所谓“学术自由”，原来不过是笑话。

　　另外，2019年6月，“民研”积极协助一个所谓民间自发、名为“世界同行”的倡导计划，目标是推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拟备一份“建议制裁名单”供美方参考实施。

　　此外，去年戴耀廷等五十多名乱港分子因参与违法“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而违法“初选”的投票系统正是由“民研”开发，不但可重复登记投票，点票的过程完全黑箱操作。

　　七百多万香港市民如今正在与病毒进行殊死搏斗，正在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但还有那么一些人，仍然在千方百计制造社会的矛盾和对立。“锺氏民调”莫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居心意图，早已昭然若揭。这样的乱港组织，多存在一天就是多祸害香港一天，香港社会不会任由其继续下去！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