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对香港提出的“四点希望”中，“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无疑是特区政府担任香港当家人、治理第一责任人的当务之急。新一届施政团队透过一系列改革，以提升特区政府管治效能，增强各政策局之间的统筹度、协同度、执行度与问责度。在另一方面，对于公共行政质效优化，业务流程再造，组织形态变革以及制度范式变迁等重大叙事而言，其处于数字技术日益勃兴且深刻影响公共治理的时代性特征下，自然被纳入数字化行政的基本范畴。由此所引申出的合理思考则是，数字行政潮流下的管治技术化范式能否为提升特区政府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以及数字化行政成果的恰当应用能否为管治改革直接带来增量效益？本文尝试就此做出简要评述与展望。

　　数字化行政，顾名思义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行政方式革新。伴随着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纵深，数字化行政既可视为事实命题，也是规范命题。数字化行政作为事实命题，源自政府及行政实践已然不断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及新产业成果广泛运用至管理、服务、决策等公共治理，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迁的公共行政现象。

　　治理转型是时代所趋

　　从规范命题的角度看，数字技术通过改变数据信息采集、传递和分析的方式，有效促成了政府治理体系所依赖的资源、工具以及组织架构的更迭。各国政府在数字化行政上均已展开部署，持续筹谋并实践政府转型战略。较为典型是英国的“数字政府即平台”理念，其核心举措是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参照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态中的平台运营模式，以搭建通用集约、一体化整合的数字技术平台作为行政基础设施，力图推动实现跨部门、跨业务互通的整体转型与共享协同的“全政府”目标。

　　内地政府数字化转型也源自顶层设计，但区别在于由地方政府发起先行先试，其中以广东、浙江、贵州作为数字政府改革的示范者与引领者，并着眼于就数字平台建设、数字技术应用以及创新政务服务等作出制度安排。

　　总体而言，数字化行政的治理贡献并不限于在公共政策敏捷度、行政供给精准度的工具性改善，更有助于满足行政组织的整体化形塑、权力问责体制创新甚至是民本、民生促进等多元价值需求。

　　既然数字化行政是政府治理转型面对数字社会发展、数字技术潮流而因势利导的产物，新一届特区政府的管治改革应当朝着数字化发展。多年来，特区政府在土地房屋、产业规划、医疗改革、养老、青年发展等多个方面所呈现出的公共政策水平并不如人意。修例风波与新冠疫情防控亦进一步暴露出施政团队在风险政策评估，应急决策动员，统筹协调执行等问题上的不足。那么，在管治改革借由特区政府换届而蓄势待发之际，如若前述数字化行政与之产生有机联系，一幅良政善治的香港新图景将可待可期：

　　一是更符合整体利益的管治统筹与部门协同。数字化行政在政府整体治理和组织协调上具有明显优势。推动特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在于“以整体利益为依归”，通过充分利用集约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关键技术支撑，将过往以专业职能分工以及科层控制为边界的组织结构再造为以业务节点、流程优化为指徵的网络状系统。部门间各自为政、分散管理、协同不利等弊端有机会在新型数字化架构下被消解，从而更有利于整齐划一地推进实施各项管治目标。

　　二是以流程校准强化行政问责。根据内地数字政府建设的相关经验，治理流程再造的必要前提在于从行政权责和数字化改革需求的角度对政府部门的核心业务进行校准和再梳理，否则将沦为数字化行政的技术价值被传统科层的“体制性俘获”。当跨部门协同对应关系、权责事项等内容重新获得订明，内部行政程序变得精简，这对新施政团队可量化且有担当的监督问责文化塑造不无裨益。

　　三是更精准高效的预测性治理。以大数据作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支撑始终是数字化行政的最大正当性。一般认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方式开展的自动化预测分析和行政决策，更具准确性。在香港，大部分政策局未有配备专职研究人员及专家顾问团队的情况下，“用数据阐释、用数据预测、用数据决策”的数字化行政范式，就不应在“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研究和整体统筹能力，提升施政效能”这一管治改革愿景的落地过程中有所缺席。

　　保持优势也需要思维革新

　　香港透过数字化行政而为的管治改革构想显然不止于此。窃以为，市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提升，政府的风险规制及应急动员能力进化，公务员文化改革，行政主导制度强化，甚至包括以粤港数字政府建设联动促进大湾区融合等宏大议题都可在政府数字化转型趋势中求解。

　　在“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特区政府管治秩序也在持续演进变迁，并寻求更具创造性的动态平衡，既要求反思和检讨过往的管治得失，更有赖于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主动创新并培育出有利于重建香港长期竞争力，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新场景、新范式、新思维。数字化行政这一全新叙事或许并不是提升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理想解决方案，但却能提供借鉴与启示。

　　作者分别为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共同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