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40年来“一国两制”实践的不平凡历程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原先是大陆在1979年提出用以达至两岸和平统一的方案，由邓小平先生于1982年1月正式提出。四十年来，历经中英谈判、基本法的制定、颁布、实施，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和近期中央在香港进行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一国两制”从概念到构思再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过程。

　　今天，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5年，“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而言，这个重大的党和国家的政策让中国得以用和平的办法收回香港，湔雪了百年民族耻辱，让国家向完全统一迈出重要一步，强化了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的信心，维护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促进了香港的发展，和让香港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继续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同时，我们亦清醒地认识到，过去25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过程并不平坦。今天，“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和长期实践的基础已经初步打好，尽管往后的工作依然繁重、复杂和艰难，但在各方面的不懈实干苦干下，“一国两制”的前景一定十分美好，“东方之珠”可望再创辉煌。

　　“一国两制”的实践之所以荆棘满途，是因为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时期”（1982-1997）内英国人的破坏、香港反对势力的阻挠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他们为“一国两制”在回归后的成功实践不断地制造破损和设置障碍。过去25年，中央在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配合下逐一拆除那些障碍和修补破损。在拆除障碍和修补破损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引起冲突，美国和西方亦乘机对中央横加批评和责备，并妄言“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但是，随着那些障碍的不断清除和“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越来越完备，所有的中伤和谰言将会不攻自破。

　　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利益。但事实上英国人却只是在形格势禁，极不情愿下撤离香港。为了所谓“光荣撤退”、延续英国人在香港特区的影响力和为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后谋取更多的利益，英国人不但没有诚意让香港在回归后顺利实施“一国两制”，反而在过渡期内加紧设置众多妨碍“一国两制”落实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英国人的破坏行动包括：单方面推行所谓“代议政制”，诓称“还政于民”、实际上加紧壮大“亲英”和“反中”人士并把政治权力移交他们；排斥和贬低爱国人士、阻挠爱国力量的发展；驱使“亲英”和“反中”势力与爱国力量的对立，并借此分化香港市民；抬举“立法局”的地位，意图制造政府向立法机关全面负责的宪制惯例；逐步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能转移到新成立的法定机构；设立一批用以制衡行政机关的机构，从而削减和削弱行政机关的权力；修改和削弱部分用以维持治安的法律，减少执法部门维护治安的手段和能力；引进一条享有“凌驾地位”的人权条例；公开或隐蔽地在香港市民尤其年轻人当中灌输“反共反中”思想；散播回归后的香港乃“独立政治实体”的歪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招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等。

　　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在回归前和后不断对香港市民别有用心地宣扬其对“一国两制”错误的和扭曲的理解，并借此无休止地指控中央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挑拨离间中央与香港市民的关系；利用其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的身份肆无忌惮在管治架构内和社会上竭力妨碍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运作和阻挠干扰特区政府的施政；利用“政改”、“人大释法”、“国民教育”、“逃犯条例修订”等议题不断发动政治斗争和动乱；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爱国力量，意图阻止爱国力量的壮大和制造香港社会的分化对立；勾结外部势力意图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力和将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等。

　　随着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和幅度不断提升和两岸关系趋于紧张，西方势力和“台独”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勾连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的程度也不断增加。它们不断在香港策动反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行动，质疑中央对“一国两制”尤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抹黑香港的国际形象，损害香港的投资环境，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支持、保护和“庇护”，削减与香港的科技、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合作，意图动摇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的信心，和对中央涉港事务官员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施加“制裁”等。

　　回归以来，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中央在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配合下也逐步采取措施和行动移除英国人、香港反中乱港和外部势力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所制造和设置的障碍。回归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了香港人权条例的“凌驾性”地位；临时立法会修订公安条例，增设“不反对通知书”制度，对各类“抗争行动”予以适当监管；设立“主要官员问责制度”、防止公务员队伍走向政治化；建立严谨的公职人员的宣誓制度、确保所有公职人员都效忠国家和香港特区与拥护基本法；制定香港国安法、防范香港被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成为颠覆和渗透基地；彻底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设立严格的政治审查机制，把反中乱港分子驱逐出香港的选举过程和管治架构之外；建构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实现行政主导，让特区政府更有能力驾驭香港的政治局面、推行重大政策和统筹协调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的工作；着力壮大和强化爱国爱港力量，为“爱国者治港”打好基础；大力推进各种“人心回归”工程，尤其是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以及国家安全教育；通过制裁手段，禁止那些在香港策动和组织动乱、危害国家安全的外部组织和个人进入香港或者在香港进行活动。

　　总的来说，这些旨在清除阻碍“一国两制”全面和准确实践的因素和荡涤内外敌对势力流毒的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但远未完成。鉴于这些工作的长期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思想和人心领域的工作，难以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所以日后必须努力不懈、坚持到底。

　　而且，不能排除在愈趋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和不断变化的香港局势中，新的对“一国两制”实践造成困扰的因素，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因素会继续涌现，所以中央、特区政府、爱国力量乃至广大香港市民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务求把一切阻碍“一国两制”实践的因素制止于萌芽状态，让“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毫无疑问，“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对海峡两岸最终以“一国两制”方式统一将会带来积极意义和作用。

　　（本文是2022年7月21日在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举办、主题为“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和启示”的论坛上的发言。略有删节）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