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区议会诞生于40年前的1982年，在香港回归后得以保留，并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基本法没有提及区议会，但第9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或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基本法第98条还规定：“区域组织的职权和组成方法由法律规定”。可见，区议会是由《区议会条例》规定的合法组织，关键是如何正确定性和运作。

　　香港《区议会条例》没有界定区议会的性质，但从第61条规定职能看，区议会并不具有现代议会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即立法和审批政府公共开支的权力。因此，虽然戴着“议会”的帽子，其实仅属于咨询机构，或如其他社会组织在获得拨款时负责一些专案。

　　防止反中乱港分子渗透

　　但应当看到，由于区议会的权力被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不断超越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到了2005年，时任行政长官宣布将增加区议会权力，让其负责参与管理区内图书馆、社区会堂、游泳池、体育场馆、泳滩等文娱康乐设施。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区议会是香港基层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组织，曾经是地区市民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当然，从香港的民主发展角度看，由于区议会具有双重属性，使其既是一个地区咨询组织，也是一个地区的议事机构，多年来在地区建设、居民福祉以及培养政治人才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除了接受政府咨询外，区议会还会主动地参与管理地区事务。每个区议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该区地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地区管理委员会由同区的民政事务专员担任主席，负责协调该区各个政府部门，如房屋、交通、卫生等工作，并向区议会汇报并提出意见。

　　区议会从早期的地区事务咨询机构到逐步获得了某些财政拨款权，到区议会议员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一直被视为发挥立法会“桩脚”作用和培养人才的角色。自2012年起，立法会新增五个功能界别议席，由民选区议员拥有参选权和提名权，并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界别投票权的香港登记选民一人一票选出五个议席，加上由区议员相互选出的一个功能界别议员，可以在当时70个立法会议席中占六席。新选举制度出台前，特首选举委员会1200个委员，其中117个委员是区议员相互选举产生。

　　从以上区议会的功能与角色的变化可以看出，区议会在过去已经日益趋向政治化，也成为反中乱港分子的政治角力场。2019年第六届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区议会基本被反中乱港势力把控。这种局面显然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初心，违反了“爱国者治港”的初心，必然要被扭转。

　　2021年3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得全票通过。其中一项新内容就是区议员不再纳入选举委员会之中，这是根据基本法第97条的精神，让区议会“去政治化”，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功能，而不能成为反中乱港分子破坏“一国两制”的平台。新选举制度之下，原来的选委会区议会界别，由分区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等成员代替。

　　有报道表示，政府拟在明年区议会换届前完成研究检讨地区行政事宜。而对于区议会的前路，坊间有不同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完善；另一种认为应该废除。笔者认为应该完善，不应轻言废除。理由有三个。

　　首先，保留完善后的区议会有利于推动社区提升自治能力。香港是一个公民意识强烈的社会，政府不宜过度直接干预社区，为此较好的方式就是依赖社区自治，推动社区形成社会自治。可以考虑重组区议会，或重组地方行政架构，以求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管治模式。

　　其次，保留完善后的区议会有利于强化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社区自治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组织社区、管理社区的作用，但是在应对全社会的治理问题时，存在认识能力与决策能力有限的局限，而政府难以将政府意志直接在社区实施，因此需要强化政府与区议会等社区组织的合作治理，共同应对社会治理问题。

　　去政治化回归地区组织

　　最后，保留改革后的区议会不等于政府不可以有条件介入社区自治的基层治理机制。社区自治有时并不能有效实现自治目标，有时也并不会自觉与政府合作，为此面对重大事项时，需要政府部门介入社区自治，对社区实施直接治理。当然，政府应当事先对何种条件介入，介入时社区自治组织应如何配合等问题制定明确方案。

　　为此，笔者提三点改革建议。第一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拒绝反中乱港分子，不仅要有资格审查，而且要将宣誓实质化。同时，考虑由选举主任或新成立的委员会担任审查工作。第二，根据基本法第97条重述区议会定位，一个基层社区服务机构不应有太多政治功能。建议修改《区议会条例》，取消其政治上的功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基层组织。第三，恢复委任制，增加专业人士参与。政府于2016年取消委任区议员，应该是一个败笔，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因此，顺理成章的建议就是政府通过修改法律，恢复原来行之有效的委任区议员制度。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民主，而忽略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