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7月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研讨会时强调，“深刻领会‘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香港持续建构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新时代下的新作用

　　第一，独特地位和优势将长期保持。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史中，香港曾是偏于岭南一隅、山多水少的小渔村。近代以来，香港成为覆盖上“殖民色彩”的中转港。新中国成立，内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转口贸易受限，香港凭借独特的便于联结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步入工业化进程。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港，通过向内地转移生产制造，越趋成为高度服务化的城市经济体。

　　九七回归，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正式实施，赋予香港前所未有的“独特性”，这超越了既往基于自然禀赋、地理区位等的特殊性。

　　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一国两制”“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一方面表明国家坚定的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庄严承诺，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权宜之计，而将“长期坚持”，由此决定香港所具有的制度联通的“独特”地位与优势将会“长期保持”。

　　第二，独特地位和优势需符合时代要求。入世后，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规模承接加工制造环节，国际分工深入到生产流程内部，模块分解、网络联结的新生产方式迅猛崛起；香港发挥“一国两制”框架下自由港的独特作用，通过双向中转商品、单向中转资金，助推内地跻身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加工制造中心。生产流程被广泛打开且市场响应要求大幅提升背景下，碎片化生产迫切需要并行运作，大规模分散的生产与消费亟待精准对接，由此提供数字、网络、智能等新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数智革命爆发标志着新时代全面到来。随着分工从货物贸易为主，过渡到服务贸易为主，国际经济治理面临重构，世界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由此，香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其内涵势必需要跟随时代走向与形势需要而相应变革，以发挥新时代下的新功能与新作用。

　　第三，独特地位和优势需适应环境变化。模块网络化新生产方式的兴起，在中国大量承接加工制造，更多生产环节需要靠近组装中心以提高产品供给的敏捷反应能力时，截至2019年，世界超过40%的生产制造聚集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由此深刻改变国际分工格局和价值初次分配格局，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美国因领先技术、强大生产、美元地位及对能源、国际治理、文化价值强干预影响力等因素，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

　　新生产方式下，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打破了美国主导下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使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大幅攀升，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生产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覆盖东亚主要区域的RCEP落地实施，CPTPP、DEPA等高水平经贸规则有序推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有望成为数智革命引领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格局面临重构；与此同时，世界利益与政治格局的调整难以一帆风顺。在此环境下，作为具有弹性适应力的城市经济体，香港依托于“一国两制”所保持的“独特”优势，也亟待内涵、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义，以与国家发展大局同向并行、互促共赢。

　　在探索中逐步成型

　　第四，独特地位和优势有赖于持续建设。在内地改革开放进展有限阶段，香港基于地理区位、先行发展等形成的自由港优势相对显著；但是，随着内地完善基础设施、推进自贸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发展等，香港的传统优势领域难免遇到挑战。而“一国两制”赋予香港保持原有制度，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权范围内，实行与资本主义世界便利交流和对接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创造要素资源跨制度配置、进而联结联动不同制度体系经济运行的独特空间，这成为制度型开放世界中功能特殊且难以被取代的宝贵财富，也为处于华南一隅自由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基石。

　　然而，在大变革的新时代，“独特”优势的现代内涵及其形式并非自然天成，而需要与时俱进的持续建构，即逐步形成符合服务、资金、技术、数据等无形要素双向、跨制度安全便利流动的规制体系与法治空间，由此为内地双向联通外部市场以助推新科技革命提供桥梁和纽带。制度是通过互动交往、达成共识而得以建构，香港与时俱进的“独特”优势也有赖于在探索、试错和“边幹边建”中逐步成型。结合时代要求及环境变化，完善软硬件设施体系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融入数字化转型强劲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国际创科中心，双向紧密联结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敏捷供应链管理与国际经济治理中心，依托大湾区及内地创新世界城市的有为治理和民生发展，成为香港再造“独特”优势、助力国家发展大局、走向可持续繁荣美好的现实选择与可行路径。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