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回应“公务员Secrets”两名管理员涉发布煽动意图帖文而被捕一事，强调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人权公约均保障港人的言论自由，即使批评政府，在法律上亦有免责辩护，但如果有人的目的不是批评政府，而是意图挑拨、引起居民间互相憎恨、攻击，就可能触犯法例。

　　没有煽动违法的自由

　　邓炳强所说的免责辩护，出自《刑事罪行条例》“煽动意图”第2款，列明了各种不具煽动性的豁免情况。事实上，如果是出于希望政府做得更多，或向政府提出建设性意见，有关言论仍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亦理所当然地受到基本法及国安法的保障。但问题是，借对政府的不满而恶意挑拨市民的情绪，跟单纯的批评政府是两码子事，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批评政府这项行为本身可以是出于好意，而且也是基于守法的前提。但在恶意煽动的言论，“批评政府”则不是其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意图可能是引起市民的憎恨甚至大规模暴力行为。因此，重点并不在某人有没有批评政府，而是某人批评政府的目的是什么。

　　“公务员Secrets”自非法“占中”成立以来，就充满了政治色彩，投稿者不断借公务员身份支持各种违法行为，又有一堆真假难辨的“官方消息人士”释出各种对政府不利的信息，引起市民不满，并鼓动更多市民投身到暴力当中，譬如三年前的黑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邓炳强所说：“有啲人利用呢啲平台，散播煽动信息，挑拨憎恨特区政府、使用暴力”，这才是今次警方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

　　当然，被捕的两名管理员究竟具体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以及有关言论是否具煽动意图，还有待法庭的审讯。但本案亦引申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即公务员的言论自由界限是否与一般市民相同？笔者非法律界专业人士，故无意在本文分析法学理论，但这不妨碍我们观望外国的情况。

　　香港的公务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自英国，英国同样是标榜保障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国家，那对公务员又有否设置任何限制呢？首先，英国没有法律特别规管“政治中立”，但这不代表英国公务员平日可以肆意发表任何言论或参与任何活动。

　　当地公务员如果要发表任何政治意见、助选、写书，甚至只是投稿，都要先向上级或部门首长申请，即使申请获得通过，但在实际进行参与活动时，公务员都被要求保持克制，不能让公众有违反“政治中立”的观感或令所属大臣尴尬。违规者，轻则撤回许可申请，重则视作违反聘用条款，后果自然是炒鱿。

　　英美均严限公务员言行

　　美国就更不用说，早于1939年已通过《哈奇法》（Hatch Act），目的是限制政府雇员参与政治活动，例如不得参与政党选举、助选、向业务往来者或下属施加政治压力、募捐等等。美国政府还设有“特别调查办公室”，不只处理违反《哈奇法》的投诉，还会为公务员参与政治活动或发表言论的限制制定详细指引，而其中有关言论的部分，亦包括了互联网及社交媒体。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禁止国会制订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但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次就《哈奇法》的挑战作出判决，强调法律必须在维护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秩序间取得平衡。换言之，公民权利并非绝对，遑论公务员。

　　香港对于公务员的最权威指引自然是《公务员守则》，其中在“操守准则”的要求上，只是列明公务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但就公职以外的公开言论表达也应否有相关限制，《守则》却乏善可陈。但既然要求“不论本身的政治信念为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并须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难道以“私人身份”却可以随意发表任何言论吗？也许当局亦应该借今次机会检讨《守则》中存在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