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于3月1日撤销实施了两年多的口罩令，有人提出是否一并取消“禁蒙面法”，行政长官李家超回答得很干脆，口罩令和“禁蒙面法”是“两回事”，政府会适时检讨法例，但现阶段不会处理。警方则表示，容易分辨口罩令和“禁蒙面法”的执法情况，且该法对前线执法仍有一定效用，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行动。事实上，香港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乱港分子仍然死心不息，意图通过各种手段破坏香港安宁。因此，保留“禁蒙面法”，有利于维护香港福祉和市民安全，也符合社会的期望。

　　取消口罩令的同时保留“禁蒙面法”，两者并不矛盾。

　　首先，两者的背景不同，口罩令是因应新冠疫情爆发而生，“禁蒙面法”则是针对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出现大规模暴力示威，而犯罪者多以口罩等面具遮掩真面目。其次，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口罩令是根据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第599章制定，“禁蒙面法”则是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设立；第三，两者目的不同，口罩令是借使用口罩遮盖鼻和嘴部，阻止病毒通过唾液和空气传播，维护公共卫生，“禁蒙面法”则是阻吓暴力分子使用蒙面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保障社会秩序和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第四，两者适用场合不同，口罩令适用于一般公众场所，如交通工具、办公室等，“禁蒙面法”则是针对合法或非法的集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口罩和蒙面是不同的概念。戴口罩固然有蒙面效果，但犯罪分子也会以戴头盔、防毒面具以及在面部涂抹色彩等方式，隐藏其真容，逃避警方追捕和法律后果。修例风波期间，黑暴分子常使用将整个头部包得严严实实的防毒面具，俗称“猪嘴”，既为掩人耳目，亦用来抵挡警方驱散暴力分子的烟雾弹。

　　市民无需忧虑会堕法网

　　正因为口罩令和“禁蒙面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撤销口罩令与撤销“禁蒙面法”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就香港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疫情远去，取消口罩令是全面复常的一部分，符合公众期待。但就社会安全风险而言，从警方一再侦破枪支弹药大案，到网上不时出现煽动仇警、鼓吹“港独”等言论，足证反中乱港势力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就在今年3月，警方国安处拘捕一名23岁女子，此人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港独”非法讯息。事实说明，反中乱港势力没有放弃在香港继续推动颠覆政权的目的，在此时机就贸然取消“禁蒙面法”，何异于自弃防线？

　　事实上，那些鼓噪着要求特区政府撤销“禁蒙面法”的人，大多是逃亡在外的“港独”分子，如许智峯之流，别有用心，包藏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保留该法“违反人权”、市民戴口罩防疫“容易坠入法网”云云，亦都是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当初订立“禁蒙面法”时已考虑到各种情况，戴口罩者只要有合理解释，就可得到豁免。

　　根据“禁蒙面法”第4条列出的“免责辩护”，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有关的人即属对使用蒙面物品有合理辩解，包括一、该人当时身处有关集结、集会或游行，正在从事某专业或受雇工作，并于正在作出与该专业或受雇工作相关的作为或活动时，为了该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有关蒙面物品；二、该人当时身处有关集结、集会或游行，并正在因宗教理由，而使用有关蒙面物品；三、该人当时身处有关集结、集会或游行，并正在因先前已存在的医学或健康理由，而使用有关蒙面物品。

　　换言之，如果是孕妇，或有气管敏感或免疫系统问题的市民，仍然可以在集会游行期间戴口罩。退一步而言，警方也可以在有需要场合要求相关人士脱下口罩以核实身份，只需市民在短时间内合作。

　　香港仍面临安全风险

　　警方在执法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不难分辨戴口罩者是为了防疫，还是图谋不轨。香港取消口罩令后，大多数市民选择继续戴口罩，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大家对此习以为常，警方更不会执法，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戴口罩防疫而被捕。只要不是有意图违法，大家今后尽可以继续放心戴口罩。

　　需要指出的是，禁止蒙面示威并非香港首创，更非香港独有，而可以说是国际标准。目前，美国共有15个州禁止游行示威者戴面具。在欧洲，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都因为恐袭频生而制定“禁蒙面法”。在澳洲，进入银行等场合通常要求除下头盔，这显然是防止打劫。虽然禁止蒙面引起争议，亦有人司法覆核，但欧洲人权法院及美国高院都支持“禁蒙面法”，认为有关法律“并非打压任何观点”，而是旨在“阻吓暴力行为，便利警方拘捕罪犯”。

　　西方国家就禁止蒙面立法不仅比香港早，而且往往更为严厉。2010年，加拿大举办二十国峰会等活动期间发生蒙面示威者暴乱事件，加国国会其后通过法律，禁止公民佩戴面具或其他伪装掩盖身份以参与骚乱和非法集会，违例者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相比之下，在香港，违反“禁蒙面法”的最高处罚只是监禁1年及罚款2万5千元，已经宽松得多。

　　一些西方政客支持本国的“禁蒙面法”，却对香港禁止蒙面示威说三道四，这根本就是伪善。一言以蔽之，香港保留“禁蒙面法”，是出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特区政府可加强这方面的解说，争取更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客观环境在变，特区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检讨有关法律，增加阻吓力，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