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将军澳都会駅业主委员会发起、反对政府在将军澳132区填海及兴建废物转运站等6项设施的游行周日举行，这是香港疫后复常的首次游行。根据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主办机构须确保每名参加游行者佩戴印有独立编号的挂颈识别卡，也须确保参加者遵守《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规定，游行最终顺利完成。然而，反中乱港分子却声称，要求参与者戴上识别卡会造成“束缚”，减低居民参与意欲。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则指出，“一个议题受人关注，才会多人出来”，限制人数是“本末倒置”云云。

　　规范安排无损行使自由权利

　　当局批准疫后游行，是尊重市民言论自由的表现，但自由不是没有限制，尤其是香港经历黑暴之祸后，反中乱港势力仍躲在暗处伺机生乱的情况下，对于可能被黑暴分子骑劫的游行，当然必须严加规管，不能出现任何乱子。罗健熙声称限制人数是本末倒置，但在黑暴期间民主党发起的所谓游行，每次都变成严重暴乱，俨然为暴徒提供作乱的平台，罗健熙之流有什么资格反过来批评规管过严。香港今日的安定来之不易，严防生乱绝不能有丝毫轻率，不但游行必须严加规管，“禁蒙面法”更必须长期保留，以保持对蒙面暴徒的震慑力。反中乱港势力现在正不断“贼佬试砂煲”，不断挑战当局的执法底线，绝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

　　这次游行与以往有不少分别，除了由警方沿途拉起橙色胶带规范游行范围外，主办方亦要全程自行拉起胶带围起游行队伍，参加者亦要挂上识别卡。反中乱港分子宣称有关做法是限制市民表达意见，这种说法颠倒是非。市民参加游行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而不是搞事，这样为何要抗拒挂上识别卡？在警方的规范下，游行秩序更好、过程更顺畅，不是更有利市民表达诉求吗？正如有参加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警方规定挂上识别卡只是方便人数管制，不代表会影响市民表达或令市民不能发声。这样何来限制言论自由？

　　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虽然表面回稳，但各种国安风险仍然存在，在国安法的震慑下，反中乱港势力难以发动大规模暴乱，但却不能排除他们会利用或骑劫其他人组织的游行搞事。例如，早前“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发起争取妇女权益游行，在游行发起之后，大批黑暴分子通过不同网上平台及群组进行动员，扬言要让“黑暴回归”，甚至有所谓“屠龙小队”表明准备出动，在游行期间再次发动骚乱。最终主办组织因担心游行风险以及须承担刑责下自行取消游行，变相令黑暴分子失去了发难机会。

　　这说明反中乱港势力仍在蠢蠢欲动，只要放松一次，随时引发黑暴重来。对于游行的潜在风险，执法当局一方面必须加强打击，扫除这些潜力黑暴势力，另一方面不能予他们任何搞局的机会和平台，特别是各种游行示威，容易聚集人群，往往让黑暴分子可以借机发难。警方对于游行示威的规管，对于主办机构的究责，正是釜底抽薪，杜绝了黑暴分子发难的机会。在识别卡之下，黑暴分子一搞事警方就可以制服，令他们无处容身，主办机构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民主党当年为暴徒搭台的行径将不会再出现。

　　黑暴虽然已经过去四年多，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反华势力仍然不会放过在香港搞局的形势下，更需要保持对反中乱港势力保持强大的震慑力，各种法律工具必须长期保持，尤其是“禁蒙面法”。一些人故意将“口罩令”与“禁蒙面法”混为一谈，认为政府应该同步撤销，这根本是有意误导。是否撤销“禁蒙面法”，只有一个考虑，就是香港的暴乱风险是否已经完全消除？口罩暴徒是否不再作乱？如果暴乱风险仍然存在，香港仍然需要长期保持“禁蒙面法”来震慑搞事分子。

　　维持“禁蒙面法”降低治安风险

　　黑暴期间有一些人戴上口罩参与暴乱，充分说明在口罩的“匿名效应”之下，反中乱港势力是如何煽动他人参与暴乱。“禁蒙面法”禁的不是口罩，而是蒙面以及“匿名化”所带来的治安风险，这是维护今日来之不易局面的必要之举。如果没有“禁蒙面法”，没有警方对游行示威的规管，黑暴分子将可轻而易举的混入游行人群，利用人群作掩护再次发动暴乱，到处破坏，重新点燃暴乱之火。香港不能再乱是全港市民的共识，这不是靠什么“和解”，大谈什么包容就可以做到，对于反中乱港势力，对于要破坏香港的暴徒谈和解不过是“东郭先生”式的愚蠢。

　　香港要保住由治及兴的局面，需要的是法治和秩序，市民的言论自由必须保障，但不能再如以往般放任不管，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就由主办机构自行处理，而是必须有严格的监管和督导，对于人数及参与者要有登记、有识别，这样的识别不会影响参与者表达意见，不过是方便管理，再加上“禁蒙面法”的震慑，不准蒙面参与游行，这样将可令游行的风险减至最低，市民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诉求，社会秩序也得到维护，除了暴徒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反中乱港势力外，实在想不到有哪些人会反对？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