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稳步复常，过去的两个周末，不同组织先后发起多场游行活动，均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根据警方要求，游行参与者均需佩戴识别卡，以确保游行和平有序进行。警方有关游行的安排，不出意料遭到一些外媒针对，例如美国国际媒体署旗下的媒体，便借着参加者之口，批评警方要求游行人士必须佩戴识别卡、遵守“禁蒙面法”，并设有人数上限，是打压基本法所保障港人游行集会自由，更有乱港分子将佩戴识别卡污蔑为“挂狗带”云云。这些言论和2019年黑暴之初的言论，实在太相似，其本质是要通过抹黑特区政府，挑动对抗情绪，以为新的乱港示威游行作准备。对此，香港社会各界都要保持清醒认识。

　　自由权利没有受到损害

　　过去三年香港没有大规模的游行，是因为疫情肆虐，政府要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防止病毒传播。现在疫情已经缓和，警方当然会像以往般审视每一宗个案，决定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足见香港国安法第四条规定特区政府维护国安同时亦应当保障人权，绝非一纸空文，香港居民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和自由，依旧得到充分保障。

　　部分人声称，警方向游行主办者提出多项要求，是打压基本法所保障的游行自由云云，事实上这在法理上根本说不通。香港国安法及基本法均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享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不代表该等自由完全不受限制，游行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有着遵守法律的义务。《公约》亦容许缔约方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以法律规定加以限制。而《公安条例》授权警方可按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所需，向游行施加一些限制，例如有人破坏社会安宁甚至行使暴力时，在场负责维持游行秩序的警司或督察，可立即叫停游行，这亦完全符合国安法、基本法和《公约》。

　　说到这里有人或者会说，外媒和网民并非质疑警方没权力施加游行条件，只是批评条件所谓“太过苛刻”，例如要求游行人士必须佩戴识别卡有“侮辱性”，妨碍其他人沿途加入。然而，市民不会忘记修例风波期间不少暴乱，都是由普通的游行演变而成，正正是暴徒混入游行队伍伺机而动，足见在社会回复秩序后，警方仍在有防范黑暴伺机重临的必要。

　　规定游行者遵守“禁蒙面法”，亦是同一道理。事实上，西方无政府主义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透过蒙面、佩戴墨镜和手套的战术，在防暴警察利用催泪弹与胡椒喷雾驱散暴乱时避免受刺激，同时又能掩饰其个人身份，增加控方的起诉难度。可以说，黑暴期间香港的暴徒就是以西方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学习对象。

　　另一方面，过往亦曾发生极端分子蒙面在西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正因如此，不少美西方国家都有订立严厉的禁止蒙面法例，其目的亦是跟香港一样，确保游行集会能够和平进行，避免黑暴以及恐怖分子混入其中，伺机策动骚乱或者是恐怖袭击。

　　为何外国媒体面对西方国家对施行游行限制时选择默不作声，但香港特区政府只是以相同标准、以类似方式对游行施加限制措施时，却遭到它们横加指责呢？为何要求游行参加者佩戴识别卡是“挂狗带”、“标签”、“侮辱”，世界各地要求记者进入政府设施采访时佩戴记者证就不是所谓“侮辱”呢？

　　香港国安风险须正视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安风险仍然存在，仍有破坏力量潜伏社会，特区政府要做好风险管理以及各方面的预案，对于任何破坏国家安全，又或者破坏香港社会安宁和自身安全的活动，都要迎头打击，绝不能任由其萌芽蔓延。例如，警方去年9月曾于一个住宅单位和一个迷你仓检获弹药、制造枪械组件的3D打印机，以及大量炸药的原材料；今年2月，西九龙法院大楼的玻璃幕墙怀疑遭射击；本月初女工会游行前，网上有煽动违法言论，主办者最终决定取消游行等等。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会考虑公共安全、秩序及国家安全，按不同场景及活动，与主办单位商讨最合适及稳妥方法，强调采取措施辨认参加者不涉及歧视或贬义。他说，有人形容要求参加者戴颈牌是“标签犹太人”、“狗绳”，是刻意挑动情绪和抹黑政府，他相信部分人的目的是挑动市民对政府不满和仇恨、危害国家安全，令当局执法困难，从而浑水摸鱼和骑劫活动，作危害香港的行为。邓炳强点出了要害！

　　由是观之，外媒和乱港分子故意拿警方提出的游行条件说事，目的不过如同邓炳强所言，只是想挑动他人憎恨政府，伺机破坏国家安全。香港社会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维护游行集会自由理所当然，但刻意挑拨对立制造混乱，则必须及时出手遏止。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