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反中乱港组织“职工盟”，其前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近日以“个人名义”向警方申请举办“五一游行”，两人更在社交网站上试图向警方施加压力，不断要求警方为其游行提供方便，并“呼吁”警方不要夸大游行被骑劫的风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强调，当局是基于事实和以往情况作风险评估，并指出2019年的“黑暴”是有人骑劫公众活动引起，上月妇女节游行亦有人企图骑劫，显示安全风险确实存在，任何人企图刻意淡化风险是不负责任。

　　对于游行是否获发“不反对通知书”，警方主要考虑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等因素，如果游行风险太大，警方当然不应批准，又或是在游行上加上各种规管及限制，这是对社会安全负责任的表现。有人不断制造舆论向警方施压，反而暴露其居心不良。如果一个真正为劳工的游行，何以在网上却出现各种“手足”集结的信息？如果是行得正、企得正，为何要抗拒警方的限制措施？更重要的是，“职工盟”早已前科纍纍，在“黑暴”期间配合暴徒，铺桥搭路，与外国势力更有千丝万缕关系，前“职工盟”头目更相继因触犯国安法被捕，而游行申请人正是该组织的前骨干成员，这样的背景其游行怎可能单纯、没有风险？

　　今次两人突然要申请举办游行“撑劳工”，但为何在疫情期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有何行动支持工人，反而在“黑暴”期间“职工盟”全力参与，打烂了不知多少工人的饭碗，这说明“职工盟”不过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反中乱港组织，过去的“五一游行”都是关心政治多于劳工。

　　真是简单的“个人身份”？

　　警方早前与申请人会面时，问及如何识别游行参与者、游行的经费来源等，并向他们展示一张Facebook截图，指出其专页有人留言称“即使在英国都撑大家，加油”等，询问是否认识留言的人，会怎样处理留言；又问游行与“香港劳权监察”（“劳权”）有无沟通或联系。但两人却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味宣称游行与任何外地组织无关，本地工会及劳工团体也没有参与筹备，过往“五一游行”都是和平举行，希望警方尽快通知申请结果云云。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更难以令人相信游行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一是根据过往经验，劳工游行往往都是规模大、人数多。而两人声称以“个人身份”举办游行，他们有什么能力确保游行安全顺利进行？有什么办法防止乱事发生？

　　二是香港近期的国安风险有升温之势。之前的几次游行，已经见到“黑暴”分子企图借机搞事，如果不是警方每次都严阵以待，随时可能发生突发性情况。随着香港复常，潜藏的“黑暴”分子不会放过任何搞局的机会，他们等待的是一个作乱的平台。“职工盟”一直以来与“黑暴”分子合作密切，由前“职工盟”骨干成员举办的游行，客观上就为“黑暴”卷土重来提供机会，若两人是刻意配合“黑暴”分子，当然不能算骑劫，而是一种铺桥搭路。警方明知道游行具有严重风险，当然必须慎重审批。

　　三是主办人其身不正。虽然“职工盟”已经解散，但其前总干事蒙兆达及干事王宇来潜逃英国后，在当地成立反中乱港组织“劳权”，频频在网上抹黑中央及特区政府，并且假借“工运”名义煽动各种反中乱港活动。现在黄、杜两人申请举办游行，背后是否有“劳权”的支持和参与，当中是否涉及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值得执法当局调查。

　　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警方评估游行风险，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是主办方的背景，如果主办方是反中乱港组织的核心成员，与外部反华势力关系密切，这样敏感的背景足以反映有关游行性质绝不简单，表面是争取劳工权益，实际是为“黑暴”招魂，单以这个背景，警方已足以不批准其游行申请。

　　“黑暴”分子现在的策略就是“贼佬试砂煲”，高举所谓言论自由、游行自由等大旗，试图向特区政府施压要求让其继续举办游行，就算一次游行不能立即聚集“黑暴”分子，也可以通过定期游行增强凝聚力，鼓动“黑暴”分子上街，提振反中乱港势力的士气，为之后的反扑作出铺垫。所以，游行的主题根本不重要，劳工权益也好，青年、妇女权益也罢，只是一个名堂，只是为“黑暴”分子铺桥搭路，执法部门必须严防。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考察香港时指出：“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一针见血指出了游行不是唯一反映意见的方法。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资讯流通，市民要反映意见有大把的渠道，不一定要搞游行，所谓“游行之都”也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名称。香港当前局面来之不易，绝不能有所松懈，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上更不能让反中乱港势力有一丝一毫的反扑机会，有风险的游行理所当然应予禁止。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