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为标志，起起伏伏的双边关系再次趋向稳定。纵观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竞争性战略博弈始终是主线，二是鬥而不破。今年二月意外发生的飞艇事件也再次体现了这两个特点。

　　总统拜登已经把未来十年当作捍卫美国霸主地位的最后时机。可以想见中美关系的严峻考验还在后面，而且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存在诸多风险。

　　一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这样的对手。美国既视中国是挑战者，但也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提出来“合作，竞争和对抗”三原则。但在执行上却很难清晰把握和界定。

　　二是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美国三权分立，各行其事，即使是同一政党也会互相拆台，个人利益凌驾政党利益，政党利益超过国家利益。比如佩洛西2022年窜访台湾，总统拜登并不赞成，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佩洛西要历史定位，虽然双方是同党，但仍然一意孤行。此举极大的推高了双方的风险。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全球性，美国更早就是全球性大国，因此双方在全球“相遇”的点愈来愈多。过去主要在台海，现在东海、南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北冰洋都有可能。

　　四是中国和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也有很多盟友，但中美都未必能够完全影响和控制这些盟友（或准盟友）国家的行为。中美被其他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也在上升。历史上看，大国被弱小的盟友拖入战争不乏其例。

　　双方形成“你中有我”格局

　　五是中美两国已经在贸易、科技等多个领域冲突，双方的对立情绪日趋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民粹主义崛起，政治极化，都成为中美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比如飞艇事件，拜登政府一直想息事宁人，但民众的反应、媒体的报道煽动、共和党借题发挥搞政治斗争，都迫使拜登政府过度反应，最终以非常不理性的手段处理。这既可能诱发中美的冲突，也会在发生突发事件后无法降温而迅速升级。

　　尽管如此，由于如下六大原因，中美鬥而不破的局面不会改变。

　　一是核国家不会发生战争的规律一直没有被打破，中美竞争也不会例外。现在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也再度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甚至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海上封锁。所以即使大陆武统，美国也不会直接下场。

　　二是从文明角度讲，中美都是非常实用主义和理性的民族，相对于苏美，双方的理性程度更高。比如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军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于大选前4天和国会冲击事件发生2天后两次致电中国军方，保证美国不会发动袭击。米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发生战争，可以终止权力交接，因此担心中国误判。

　　三是中美双方建交四十多年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和冷战时苏美相互隔绝不同。中美贸易战打了五年，在高关税的情况下，2022年双方的贸易额照样以近七千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这说明双方不但没有脱鈎相反联系还在深化。

　　仅从利益角度，双方都有强大的力量推动合作，反对冲突。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最重要的企业家马斯克、盖茨、库克等纷纷访问中国就是如此。

　　四是美国相信凭借传统手段仍然可以遏制甚至搞垮中国，能够再次覆制冷战的胜利。美国遏制中国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是妄图利用台湾发起代理人战争，将台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即使两岸迅速统一，美国也可以令欧洲和中国脱鈎，只要失去欧美，中国的发展要么高度放缓，要么被中断。第二美国出于对自己制度的迷信，非常武断地认为任何不实行这样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无法做到持久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在美国看来，它需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境内外因素激化内部矛盾，再和体制高风险的弱点相结合就能不战而胜。

　　五是欧洲平衡美国的作用。中欧相隔遥远，欧洲不再寻求霸权，中国也是和平发展，所以双方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还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如果发生战争，欧洲将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根本无法承担这一后果。

　　全球各个力量，对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欧洲。它既可以一定程度约束美国的挑衅烈度，也能一定程度影响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今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曾放风将窜访台湾，但最后改为在本土会见蔡英文。这一罕见的变化，应该是欧洲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历史上看，在许多涉及中美的重大事件上，欧洲都起了煞车或推动的作用。比如1964年法国率先和中国建交。仅八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来到中国。而且过程中，法国也发挥了巨大的中间人作用。

　　美国竞争对手比中国更多

　　六是美国不仅面临中国一个竞争对手，还有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和地区。这非常类似于一战时英国面临的局势：不仅德国，还有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等挑战者。历史的教训就是，当英国和德国冲突时，美国就成为最大受益者。同样地，当中美冲突起来时，其他国家都会借机崛起，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仅保不住，而且地位还会低于冲突前，就如同二战后的英国。

　　所以不管中美如何竞争，但仍会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而赢得这场竞争的关键是“打铁仍需自身硬”。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