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改革中大校董会的《2023年香港中文大学（修订）条例草案》早前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条例草案委员会上周举行首次会议。时至今日，每每谈到对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的改革，总有些人担忧会出现所谓“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然而，这次修例跟学术自由完全无关，而是针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本港最高学府之一，而且每年获政府数以十亿计的公帑资助，中大有责任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也必须保持公开透明，让政府与公众对其进行监察。

　　在进入正题之前，考虑到中大校董会经过数十年来发展，结构庞大复杂，直接讨论少不免千头万绪。但去年中大发生的更换校徽事件，正好作为一个例子，以小见大地说明改革中大校董会及其制度的迫切需要。

　　这里先简单说明事件的始末：去年正值中大创校60周年之际，校方突然宣布在“聆听超过2200名持份者的意见”后决定更换校徽，以“更真挚、更完整、更有力的方式说好中大故事”，惟最终校方因批评而撤回决定。这次事件的关键不在于新校徽的设计或品味，而是校方声称“在咨询、沟通，及向持份者介绍方面都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有多名校董表示从未知悉更换校徽一事。这不得不令人提出几个疑问，如果连负责管理大学事务的校董都不知情，那更换校徽的动议是如何通过？又是由谁通过？

　　增强透明度参与度

　　事后了解，原来更换校徽是由校董会辖下“行政与计划委员会”决定，虽说委员会是校董会辖下，但其权力之大却超出想像，包括重大人事任命、聘请或罢免教职员，以至更换新校徽的决定，也是委员会绕过校董会自行通过。而更欠妥的是，这个作出众多重大决策的委员会，竟然没有定期开会，甚至连会议议程、会议纪录也没有公开。

　　虽然更换校徽是一件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事，但已能从中一窥中大校董会某些不符公众期望的作风。究竟校董会实际权力架构为何？每名校董实际参与了多少校方管理事务？校董会有否设问责机制？校董会如何受到监察？种种问题不一而足，如果大致概括的话，可以把中大校董会的突出问题分成三个：透明度、参与度、效率问题。

　　首先是透明度不足，这点在更换校徽风波中可谓表露无遗。更换作为大学标志的校徽，竟然会有校董（还是不止一位）全然被蒙在鼓里，作为行政和管理层，他们却与校外人一样，待校方公布消息后才得知。而在架构上，委员会本应受到校董会监督，但神奇的是，行政与计划委员会的动议和决定可直接绕过校董会，议程、会议纪录也可以不对校董会公开，恍如“秘密部门”般存在。

　　这也意味着，校董会即使公开本身的会议纪录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真正重要的行政决定可不需事先提交校董会，而是由委员会私下通过，就算公众或政府可以查阅校董会的议程资料，也不代表能掌握中大实质推行的各种举措，与架空校董会无异。这种低透明度的管理方式，极容易催生出“无王管”的情况，变成由小圈子在枱底下控制整间大学的重大决策方针。

　　其次是参与度不足。以行政与计划委员会作例子，该委员会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校内高层，中大基于“学院自主”原则，学院院长过去都是由教职员集体选出，但2006年后，却改为由校长委任。有人评论，这个委员会在具体表现上就好比是校长的“私人内阁”。

　　事实上，现时中大校长、副校长可决定校内大部分人的升迁、加薪、聘任或去留事宜，校董会主席也不能“空降”，而是要先进入体制内部由校长带领班子票选，才有机会成为主席。而跟其他院校不同，中大校董会连掌管财务的司库也是由校长任命的校内受薪人士担任。在以上种种前提下，也就难怪为何去年中大校长续任消息一出，随即引起不少人不满，质疑其是否“续聘自己”。

　　公众有更大权力进行监察

　　最后，是行政效率问题。有曾加入校董会14年的成员表示，十多年来中大校董会的开会次数一直不多，可能每年才开三、四次会，作为对比，其他大学的开会密度约为每月两次。据资料，现时中大校董会成员有53人，有成员反映，50多人你一言、我一语，开会时难以体现效率。而实际上，中大大多数行政决定其实只交行政与计划委员会32名委员决定。早前负责检讨中大校董会组成的专责小组亦在报告中提交建议，认为校董会规模可以缩小至约30人。这一点在早前中大校董会讨论重组方案时，也获得同意。

　　正在审议的条例草案，除建议将中大校董会人数减至34人外，还建议重组后校董会校外成员与校内成员的比例为二比一，并为任命校长设置门槛，正副校长任命须得到多数校董通过，门槛提升到最低三分二，最高四分三。最大目的便是公开化透明化校董会的行政程序，避免校董会被架空，并确保政府和公众可以透明方式持续进行监察。本港其他大学由特首委任的校外校董成员比例全部高于50%，其中理工大学更高达68%，惟中大由行政长官委任的校董加上3位立法会议员，校外成员比例仍只有17%，即使在草案修订后，这比例亦不过为35%。

　　或许会有人认为，增加校外校董的比例，不免予人“外人管内人”之感。然而，大学本该提倡包容开放，能够接纳不同人士的意见和想法才是理想中的大学环境，也是学术自由的真正体现。相反，一些人不断拿着所谓“学术自由”作挡箭牌，拒绝校外公众的监察，只会予人维护小圈子利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