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进入第94日审讯，并于周三起由其本人出庭自辩。在过去的审讯中，控方已就黎智英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举出了大量人证物证，并获法官确定“表证成立”。但过去两天法庭供词中，黎智英表现得一反常态，频频“失忆”，多个关键问题都以“不知道”、“不记得”、“不认识”来回应。然而，本案所涉罪行极度严重，且人证、物证俱在，如果有人觉得单凭几句“不记得”就可以“过骨”，无疑是对法治和公众的侮辱。

　　早前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前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前主笔杨清奇作供时，曾提到黎智英为人强势，十分坚持己见，若是他重视的新闻，下属基本上都要跟从指示行事。杨清奇更谓《苹果日报》的编采是“鸟笼自主”，编采人员唯有在黎智英制定的“鸟笼”内才有编采自由。

　　惟黎智英昨日自辩时却声称自己在案发前或案发期间，都只是对下属提出建议，而不是直接“下命令”。例如他说陈方安生会见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以及对所谓“一人一信救香港”呼吁外国制裁的新闻，都曾表示要“做大”，但又强调将相关信息转发给陈沛敏后，最后是陈沛敏决定头版的内容。

　　他又称自己跟张剑虹从不谈及私事，因此当时美国退休将军Jack Keane作为黎智英个人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的嘉宾，是《苹果日报》方面在未征求其同意下将节目分享上传；又表示与杨清奇关系疏离，双方很少见面，还说杨清奇到黎办公室的次数一年不超过10次。

　　黎智英的供词与早前多名从犯证人的供词相比，到底谁更可信，相信公众自有公论。但重点是，黎智英说到自己好像从来不知道《苹果日报》如何运作般，只是不时给予一些“建议”，做什么新闻、怎样做新闻都是编采人员的个人决定，甚至把自己说成“受害者”一般，称《苹果》为吸引读者而“未经同意”上传美国军官作为嘉宾的节目，则显然不符公众认知。

　　如果黎智英不是《苹果日报》老板，可能还会有些许说服力。但问题是，黎智英作为老板有可能完全不过问旗下报纸的实际运作吗？以修例风波期间黎智英各种高调上镜、撰文，而且相关内容无一不占据报章重要位置，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这是编采人员的单方面决定。再退一步说，如果黎智英真心不同意当时《苹果》的编采方向，那他为什么不适时动用老板的权力叫停，而是放任员工在违法的钢索上游走？就算不为员工，难道他就没想到自己会惹上麻烦吗？

　　观乎过去两日黎智英自辩时表现，似乎对所有问题的都是一以贯之地用“不知道”、“不记得”、“不认识”来回答。例如2019年7月他和彭斯会面，他就说不知道由谁安排，只知道是其助手Mark Simon安排行程；当他在同年10月和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见面时，又说认识佩洛西的不是自己，而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他更加不记得会面期间谈论过什么。

　　坐“主宾位置”竟然会不知情

　　更有甚者，对于积极推动制裁行动的日本前国会议员菅野志樱里和金融家布劳德（Bill Browder），黎智英同样是一句“不认识”回应，又表示从没要求这些人对中国和香港特区采取行动；至于曾着黎智英为其刊登文章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裴伦德（Luke de Pulford），黎智英则表示从未听闻对方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CPA）这个反华组织的成员。

　　究竟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不可能单凭他的几句话来确定。试问一个面子大到可以坐在“主宾位置”与美国副总统会晤的人，有可能对这些相关人事完全懵然不知吗？这符合常理吗？或者换个角度，若果黎智英真的跟这些人不太熟悉，那这些年来，难道这班反华政客就是为了一个“不太相熟的陌生人”，不惜敲锣打鼓，恐吓威胁要制裁香港、制裁法官、施压外籍非常任法官辞职、组织一大堆“打救行动”、上联合国告状……这些活动不少都要花真金白银筹备动员，为一个关系只有陌生人程度的嫌疑犯，有需要做到这种田地？有时候外国势力的干涉，反而能间接说明不少东西。

　　黎智英的“三不”策略就如同之前的“法庭拉布”一样，反驳不了其罪状，也改变不了其形势，相信法庭必会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让法治公义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