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颠覆政权案”日前判刑，45名被告当中的“首要分子”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余被告判刑4年2个月至7年9个月不等。

　　“35+颠覆政权案”本质上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颠覆政权行动，通过瘫痪立法会以达到颠覆夺权目的，这样的行为怎可能如一些被告所说是基本法所容许？法庭的判决表明被告已经干犯了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二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其行为是犯法，被告们都是戴罪之身，这是案件的核心事实。然而，一些媒体或因为自身的政治立场，或因为其他目的，对于“35+颠覆政权案”报道立场极为偏颇，故意营造悲情，将违法行为说成是“争取民主”，把险恶用心的罪犯美化为“英雄”，这是严重违反传媒操守和道德。

　　传媒有立场不足为奇，但在报道上必须客观中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需要紧守底线。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就是香港的底线，犯法就是犯法，更何况是意图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全的行为？负责任的传媒怎能同情甚至视之作“英雄事迹”，对于煽动参与违法行为的罪犯，怎可能美化为“英雄”？这样的传媒操守何在、底线何在？

　　荒谬地营造罪犯“英雄人设”

　　法庭对于“35+颠覆政权案”的判决，独立专业，没有因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施压而退让，裁决专业公正合理，充分彰显香港法庭的司法独立。案件审理长逾一百天，其间控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辩方亦有充足的机会辩护。整个聆讯过程公开、透明、公正，法庭最终的判决亦具有坚实的法理依据，定罪与量刑理由充分，充分体现出普通法的原则，既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亦捍卫了香港的法治精神，真正体现香港的司法优势。

　　固然，对于判决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看法，但令人侧目的是，在报道“35+颠覆政权案”时一些媒体却立场先行，阴阳怪气，这体现在对于案中被告和行为的偏颇报道上，例如在报道判决时故意用上市民“冒雨旁听”，泪眼婆娑以至呼天抢地的照片，仿佛案中的被告是受到莫大的冤情，但其实这些主要是“反对派”支持者，并非什么普通市民。

　　在报道的行文之间，一些传媒更故意制造悲情，夸大判刑，强调法庭拒绝接纳有关罪行“不会实现”而减刑，意指法庭判罚并没有理据。法庭判决是重判或轻判各有看法，但法官在判词中亦已经清楚列出量刑依据，一切有根有据，一些传媒在报道时故意制造所谓“重判”的观感，显然是有意挑拨，居心不良。

　　案中涉案共有47人，在16名不认罪被告中，经审讯后其中14人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连同早前已认罪的31人，案中共45人罪成；余下两人刘伟聪及李予信，基于定罪门槛而脱罪，律政司正就刘伟聪的裁决提出上诉。这说明涉案人士已经被明确定罪，违反了香港国安法，其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是罪有应得，他们的身份是国安犯、颠覆犯。然而，一些传媒却因为立场原因，在报道中不但同情这些犯人，更将罪犯美化成“英雄”、“民主斗士”，将他们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当成是“英雄事迹”，借此否定法庭判决。这等如是对犯法行为、对罪犯的肯定和宣扬，严重违背了传媒的操守和良知。

　　走《苹果》老路害人害己

　　所有负责任的传媒机构对于涉及公共秩序、恐怖活动以至犯罪事件的报道都有严格规范，关键是必须依法办事，不能美化或宣扬任何犯罪行为，更不应对罪犯存有同情，甚至利用报道公器私用以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香港电台的《编辑政策及流程》亦明确提到：“在报道有关逃犯、疑犯及已被定罪的人，包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例如利用媒体煽动他人干犯香港国安法下罪行的人），以及制作相关节目时需小心谨慎。”这是传媒人应有的表现，可惜一些媒体在处理“35+颠覆政权案”明显缺乏这样的操守。

　　早前网上短片《鸟笼》，就以一名传媒新人的经历，讽刺一些报章如《苹果日报》，其所谓的“编采自主”，不过是“鸟笼自主”，是有政治前提的自主，由黎智英下指示设定《苹果》基本立场，就像设下一个“鸟笼”，采编人员在“鸟笼”内有一定自由，但不可以跳出这个框架。而《苹果》更成为一些人煽动“抗争”暴乱，撕裂对立社会，对青年散播违法歪理的政治工具。

　　《苹果》的操作就是不断美化违法行为，不断对罪犯歌功颂德，塑造成英雄，以此煽动更多青年参与其违法行为。虽然《苹果》已经倒闭，黎智英也被捕了，但这些媒体歪风是否完全清除，也不见得。《苹果》殷鉴不远，其教训值得社会各界警惕，特别是一些传媒机构更不要走上《苹果》的老路，最终害人害己。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