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推行“片区开发模式”，至今共收到22份意向书，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招标。至于格局更大的北都整体发展统筹机制，当局正在探讨设立管理公司，惟外界相关讨论仍相对较少。“片区模式”可视为引进私人市场参与北都发展操作的试点，但成果能否“聚沙成塔”，还是要有一套顶层机制从上而下协调塑形。笔者为此分析内地和新加坡产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冀抛砖引玉推动更多讨论。

　　深圳创科产业之成功，港人有目共睹。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起初只有南山园区，后把坪山、宝安、龙岗、龙华4个行政区纳入园区，动用全市约8%土地面积创造了三成GDP，汇聚全国约三成高新技术企业及近七成独角兽初创企业，是深圳成为中国创科中心的关键。

　　深圳高新区模式可视为“政府直接管理”：由市长及分管创科工信领域的副市长领导园区最高战略决策机构，管委会承担园区日常管理职能，包括企业准入审核、土地与厂房调配、公共设施建设等。管委会、市创科局和市工信局协同推动产业规划及项目资金管理。至于各行政区政府，均有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园区的属地化管理，落实市级政策并推动区内资源对接。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则是“政府委托管理”模式。前海管理局是深圳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合作区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及产业发展工作，下设4家全资控股公司，负责落实土地开发、城区营运、投资服务等范畴。管理局可实施自主化机构设置及市场化用人制度，领导层一般由经验丰富公务背景的人担任，管理局也被赋予部分市级经济管理许可权，包括外商企业准入及符合市规划的土地出让等。这个模式明显有别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前海管理局作为派出机构具高度管理自主性，是深圳产业发展的创新尝试。

　　内地大多产业园区，例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杭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等，大都采用上述两种管理模式，管理结构主要都是由管委会和开发营运公司两部分共同组成，前者一般由市或区政府领导兼任，负责园区整体战略和政策协调决策；后者则负责落实土地开发、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平台建设等，自主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甚至可引入民企、国企或外资参与。另外，园区也通常会引入“园中园”发展方式，即一些高校创科平台或龙头企业会自招自带生态圈内关连企业群共同进驻。

　　发展程度与香港相约的新加坡，其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当地贸工部辖下法定机构裕廊集团推动。该集团负责规划、开发和管理裕廊工业园和纬壹科技城等产业园区，集团采用自负盈亏的运作模式，管理层多为前资深官员或企业家，董事会成员来自社会不同界别，与香港机管局或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结构相似。集团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分工十分明确，一方面落实后者制定的高层经济战略和全国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在开发和营运上保留高度自主性和市场化，能在法例容许范围下自行审批园区内用地分配、土地用途调整和建筑设计规范，并与财政部、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等紧密互动，配套措施和资源到位，因此可迅速作出商业决策。

　　不论深圳还是新加坡，产业园区发展成功除了管理模式外，也有天时地利、历史原因、人才策略、创新和文化等因素促成，香港非照搬即可。然而，以上例子确有值得参考的成功元素。例如将高新产业发展与自身绩效直接捆绑，展现其高积极性，取得成功后又继续试验前海新模式，具企业家开拓精神；深圳市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都重视园区内外的跨部门跨界配套措施和资源，为此精心设计园区管理组成架构；前海管理局和裕廊集团都具有合理关键的审批职权，能实际上落实高度商业化运作。

　　随着北都各主要产业用地规划经已出炉，笔者认为，除推动“片区开发模式”外，当局可借鉴深圳和新加坡的经验，建立一套引领北都和香港整体产业发展的新管理模式。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