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不过半年,中美双方已经激烈碰撞,史诗般过招。虽然从战略层面讲,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者,试图遏制。中国则力图跨越民族伟大复兴过程最大的障碍。但在战术层面,由于特朗普个人特质和第二任期的新变化,使得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层级下降、领域更窄,更不具致命性,妥协空间更大。所以尽管从中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彻底确立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但现在中美有可能进入相对缓和的时期。
特朗普身为商人,有两大性格特质:一是经济利益至上;二是喜欢单打独斗。在他看来一对一博弈简单明瞭、高效,更能发挥美国实力上的优势。
从中美关系来看,这有以下后果。
一是双方对抗主要在经济领域。经济一向不是零和博弈,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仍能达成妥协协议。现在双方关税战短暂激烈交手后又进入了一个平缓的讨价还价阶段。更何况经济是中国所有牌当中最具优势的牌,进退回旋余地更大。像中国用稀土迫使美国不得不迅速让步就是如此:不仅暂停关税战,还一再取消或放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
二是特朗普是以经济眼光看待所有国家和国际事务,经济和地缘政治、价值观脱钩,敌我不分,根本无视盟友和地缘政治。
因此它的欧亚盟友受到了和中国一样的无差别待遇。而与美国的关税博弈成为各国首要事项,而不是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像美国最需要的亚洲盟友和拉拢对象: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越南,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无法避免高关税。拜登时期费尽心机和成本建立的盟友体系基本上失去了作用。
所以中美4月份爆发激烈关税战之时,没有一个盟友站到美国一边,而且很多盟友还得转向中国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由此和美国相关的第三方冲突也在下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减少。现在不会出现拜登时期“联合”欧洲制裁中国,迫使中国反击,中欧关系迅速逆转的事件了。目前被征收50%高关税的印度也明显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莫迪总理也将七年来首次访华。
价值观虽属于软实力,但它和经济议题不同的是难以妥协。如果一方挑起价值观之争,往往无法兼容,难以并存,属于零和博弈。拜登时期也以此作为划分阵营的工具。但在特朗普时代,价值观之争不复存在。
简言之,特朗普的商人特质,决定了中美全面战略博弈降格为经济竞争。无法妥协的安全、价值观、地缘政治和国际权力的竞争被边缘化。冲突面变窄,恶性程度大幅下降。
特朗普商人特质不是其第二任期才有的,但何以在第一任期中美关系一再发生恶性事件,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但第二个任期可能完全不同呢?
第一,特朗普终于摆脱建制派对他的一切限制,所有人都以他马首是瞻,他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他的治国理念。
这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在于,中美博弈大概率会停留在特朗普追求的层面上,而不会被对华强硬的建制派所绑架,并利用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体制的陌生和无法掌控全局的弱点上下其手。例如孟晚舟事件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恶性事件,而且是在中美元首会晤时发生的。双方为此进行了高强度对抗。但这件事是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为代表的建制派所为,不仅激化中美竞争,还要破坏中加关系,特朗普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博尔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并说这并非例外。
现在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一向持激烈的反华立场,而且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因此被中国制裁。但他被提名国务卿之后表示:“总统制订外交政策,我们国务院的工作就是执行它。”迄今为止他也一直紧跟着特朗普,丝毫没有逾越。这和第一任期立场迥异的蒂勒森(支持自由贸易)、强势鹰派的蓬佩奥(主张外部干涉)两位国务卿非常不同。蒂勒森成为美国1945年以来第一位被解职的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第二任期被弃用,也被特朗普撤销安全保护。
应该说,特朗普在熟悉体制和拥有班底之后,其用人确有特别之处。例如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都非“根正苗红”,此前都有强烈反特朗普的前科。但特朗普反而予以重用,当然除了可以显示他的“伟大正确”和高度的人格感染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深谙人性:越是反对过自己的人,越是要更加强烈的表现出忠心,越是要积极表现,比自己人更放心、更好用。
对俄关系也如此。虽然特朗普亲俄,但在第一任期他无法掌控共和党,国会两党共同高票通过对俄罗斯制裁法案,他无法否决也只能签署。第二个任期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第二,特朗普不能再连任,因此对影响他执政的突发国际性事件容忍度上升。例如他第一任期发生新冠疫情。虽然随着人类对大自然影响力度的扩大,几年一次的未知疫情传染病爆发已经是常态。但新冠疫情发生时美国进入选举季,这被特朗普视为影响选举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他第一任期另一起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事件。现在这潜在的风险也不存在了。再加上特朗普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也具备基本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美关系在特朗普2.0时代将会处于阶段性稳定状态。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