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重新出现，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为传统全球化模式带来巨大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重构，甚至出现“去全球化”等逆流趋势。然而，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在重塑形式与路径。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公平贸易与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框架。

　　不久前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达成多项成果，包括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决定、设立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等教育等六大合作平台，以及制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等。其实，这些也都与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相关。

　　大湾区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经济活力与开放经验，不仅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革，更可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支点。特别是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与广东省九市及澳门形成互补协同的发展格局，共同构建内外循环的关键枢纽。

　　紧密协作构建区域经济生态

　　大湾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高度完备的产业体系与创新能力。无论是深圳的科技创新、广州的商贸枢纽、东莞与佛山的制造业基础，或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大湾区内各城市既形成了功能明确、特色鲜明的经济体系，亦通过紧密协作构建起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持韧性与灵活性，并在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中抢占先机。例如，深圳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突破，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更可通过“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等平台输出创新成果与商业模式。香港在知识产权贸易、法律仲裁与国际融资方面的专业服务，为大湾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在金融领域，大湾区展现出卓越的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风险资本交易量纳入评核指标后，“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同时，大湾区内正在推进的跨境金融创新，如数字人民币试点、跨境理财通与绿色金融认证机制，有助于构建更加高效、透明且可持续的国际金融合作模式。这些措施不仅强化了大湾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资本联动，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替代性的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路径。

　　大湾区在规则与标准对接方面同样具有独特优势。香港普通法体系与国际经贸规则高度兼容，其在贸易纠纷解决、国际仲裁与合同执行方面的专业性，为跨国合作提供了可信赖的法律环境。随着全球产业持续革新、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大湾区有能力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例如通过与上合组织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合作，推动中国技术与标准的全球化应用。

　　教育与人才资源是大湾区把握全球化机遇的另一重要支柱。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在高新科技、商业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与教育资源具有国际竞争力。而广东省则在职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双轨并行，使大湾区能够为跨国合作提供从顶尖科学家到技术人员的全方位人才支持。此外，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奖学金计划与专业培训项目，大湾区可成为上合组织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才孵化基地，推动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

　　制度整合政策协同释放潜力

　　然而，要充分释放大湾区的潜力，仍需在制度整合与政策协同方面进一步突破。目前，粤港澳三地在法律体系、税收制度与市场规则等方面仍存在差异，这要求各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更高水平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焦点应置于扩展“跨境通办”政务服务、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推动专业资格互认等措施，大湾区才可进一步提升资源流动效率与市场一体化水平。

　　对外方面，必须持续发挥港澳在制度、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国际网络优势，通过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等平台，加强对外推广与交流，借由深化认识来促进合作与协调。只有在此基础上，大湾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内外循环交汇点的战略功能。

　　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金融、法律、人才与物流等层面积累了显著优势，使其有能力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强化与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合作，大湾区不仅可为自身发展开拓新空间，更可为全球经济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作出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