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央八项规定”给中国政治生态带来的变革有目共睹。可个别西方媒体却依然躺在意识形态偏见里，睁着眼睛胡咧咧：一曰“过度管控”——声称规定捆住了官员手脚，影响正常公务与商业往来；二曰“政治工具”——臆测规定为内部整肃手段，忽视个人权益；三曰“文化隔阂”——简单将规定归为中国特有现象，拒绝用人类共通的价值尺度来理解。今天，咱们就费点唾沫，帮他们调调“准星”。

　　一、剪掉歪风邪气的枝，才能结出干事创业的果！何来的“过度管控”？

　　为什么要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的就是刹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为什么是“四风”？因为它们是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顽疾。

　　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时就不加“试行”二字，上来就是硬杠杠，出手就是刚性约束。十多年，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那种“摆拍式”调研、“空转型”文件，已让位于“直奔现场、直插一线”的求实风尚；那种“盖章跑断腿、办事磨破嘴”的推诿扯皮，变成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清爽高效；那种沉迷“酒桌文化”、热衷“会所风情”的享乐歪风，已转化为“回家吃饭、清气满襟”的日常自觉；那种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的公款消费，已回归至“用在实处、惠及民生”的支出本义。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来不是要把整棵树砍掉，而是精准修剪“病枝坏叶”，让资源真正流向能结出“民生果实”的枝干。它限制的不是干事创业的手脚，而是乱伸的手、乱跑的腿、乱花的钱。

　　二、回归“公仆”初心，方能赢得人民信任！何来的“政治工具”？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八项规定精神的核心，正是回归人民公仆的定位。这种转变，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浙江富阳，干部们通过昼访夜谈机制下沉一线，让问题在群众家门口解决；在上海，曾经繁琐的企业开办、税务申报等手续，被“一网通办”送上云端；而在北京、河南、江苏等地，专治疑难杂症的“办不成事”窗口纷纷设立，为群众兜住底、办成事。

　　人民心中有杆秤。国家统计局2024年调查显示，94.9%的群众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成效表示肯定——这就是人民用信任投下的赞成票。

　　反观有的国家，金钱政治早已将“人民至上”异化为“资本至上”！政客们奔走于富豪宴席之间，却对无家可归者的叹息充耳不闻；他们为军火商利益激烈博弈，却对普通民众饱受枪支暴力折磨视若无睹——这才是公权力被“工具化”的写照。

　　三、治理权力任性，是世界的共同课题！何来的“文化隔阂”？

　　有人妄图用“文化特殊性”把八项规定圈成“中国独有”，这与其说是认知局限，不如说是思维傲慢。试问：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期待政府廉洁、高效、公平？

　　英国《荣誉法典》禁止议员为任何个人或组织在议会中进行游说以换取报酬，这是不是对公权力的规范？加拿大《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再就业准则》要求，公职人员收到礼物或其他利益后30天内要向道德专员汇报，并在60天内作出公开声明，这是不是对官员行为的约束？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腐败的严格惩罚举世皆知，前环境部长因收受价值超过40.3万新加坡元（约220万元人民币）的礼物被判囚一年，这是不是对良政善治的追求？

　　这种防范权力滥用、提升行政效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制，是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共通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把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贴上“文化隔阂”甚至“东方玄学”的标签，是“傲慢与偏见”，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大家都懂的。

　　一句话，中央八项规定这些年带来的，是基层调研的“身入心至”，是会议室里的“长话短说”，是公款报销的“锱铢必较”，更是幹群关系的“心灵贴近”，既淨化了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也润泽了百姓生活的“小确幸”。

　　嘿，那些失焦的西方媒体，你们看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