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无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把民主视为核心价值。全世界许多国家直接把民主二字写入国名之中，但真正能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国家的少之又少。其根本原因之一，民主从来不是国家实现强大之因，而是水到渠成的发展之果。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国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但可悲的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民主的迷思，以为民主可以当饭吃，有了直选，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号称世界最民主的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60年代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马丁．路德金运动。而美国著名学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书称，187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含英国殖民地）已居世界第一。而美国妇女拥有投票权则是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第50年。美国的选举制度更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间接选举。选民只是选出选举人，由选举人代行你的权力。2000年的大选，布什和戈尔两人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只差2000张，而海外数十万张的选票都没有统计，最后靠法官的一纸判决判出了一位总统，戈尔也只能认栽。2016年的大选也极富戏剧性，特朗普少了希拉里289万张普选人票，依然靠着“赢者通吃选举人票制”而当选总统。

而眼下正在进行的英国保守党领袖的选举，只有16万名保守党党员投票，与6500万选民没有任何关系，而正是这16万人的投票将最终决定谁来领导英国，这是彻头彻尾的小圈子游戏，又有多少人质疑过此类西式民主？

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两大制度体系对民主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从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演变看，选举制代替世袭制、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监督制代替独裁制、法治代替人治，是政治制度演化的巨大进步。曾经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福山认为是政治制度终极版本的西方民主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无法解决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难题。当劳动、资本、技术、资讯等在全球范围内加以配置的时候，资本家的贪婪也发挥到了极致。随着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梯度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遭受到直接冲击，他们成为全球化中最失意的人群。加上本国的工会力量逐步走弱，失去了与资本家叫板的资本，于是痛感阶级的人数急剧上升，政治极化、贫富的两极分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却无法适应这种变化。政治家们在周期性和结构生矛盾面前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政坛像走马灯一样。而中国的强势崛起既给世界带来焦虑，更带来了惊喜，人们希望从中国的制度优势中给世界多一种选择。福山后来不得不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给中国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入高潮以来，全球化的动力迅速衰减。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向全世界传导，变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中东更多表现为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国家失业率高达25%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50%。以突尼斯国花命名的“茉莉花革命”，从2010年底迅速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沙特、巴林等国扩散，有的国家一推就倒，有的国家打而不倒。沙特等国干脆花钱买平安，以求缓解社会矛盾。无论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还是当年的“伦敦之夏”以及“华尔街之秋”，街头政治在全球轮番上演，警民对抗烈度均呈上升态势。街头政治更多地在网上策划，一个帖子就可以成为“集结号”，像埃及2011年1月爆发的倒穆运动，一张帖子就吸引了上百万群众上街。与2004年第一次橙色革命没有死伤的情况不同，乌克兰2014年的第二次橙色革命死者高达125人，伤者近二千人，颜色革命变成了赤裸裸的“血色革命”。

2017年，39岁的马克龙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意气风发的他不仅有振兴欧洲的抱负，更有重整法国经济的计划。但由于对民间疾苦体会不深，为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操之过急，多次提高燃油税，让住在边远郊区的中下层人难以承受之重，终于爆发了持续数周的黄背心运动。7月14日，法国迎来国庆日，在香榭丽舍大街除了军事表演之外，黄背心抗议者也上演了对抗把戏，最后以员警逮捕152名滋事者而收场。到目前为止，黄背心运动共有10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民之间的激烈对抗程度为近年来所罕见。

需要指出的是，资讯社会的加速发展，虚拟世界的管理不到位，致使资讯传播方式在民主体制下严重变形。表面上看，资讯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大，但实际上，网络自媒体进一步强化了自组织形态，网络的智慧推送有意识地投其所好，不同的声音越来越被遮罩，所以导致社交群内形成了政治理念高度契合的人群。

其实，民主社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协商。无论是民主协商，还是协商民主，其实质是寻找最大公约数。但社会的分裂，使得寻找利益交集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英国的脱欧运动就是最新一例。文翠珊在宣布辞去首相的当天，引用了英国温顿爵士的一句话，“妥协不是肮脏的字眼”，感叹英国政治越来越没妥协的空间。

在街头政治频发的今天，表面上看，这些运动都是自发的，也很少有人站出来承认这场运动由其组织和发动，无组织的背后其实掩盖着有组织的架构，成了街头政治的最好保护色。当政府寻求与这些组织进行对话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对话者。而被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又觉得自己的诉求迟迟得不到答覆，变得更加不耐烦和激进，进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不容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强调“个人奋斗”，但利益的固化及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了一些人群的不满和失望。资本家以赚钱为目的，资本控制的舆论导向也是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而较少主动考虑社会公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加以利益调节。政治强人的出现，既是选民对利益追求的需要，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社会要求政府强化有形之手的作用，而不能任其市场无形之手的操纵，特别是在打击虚拟世界的经营垄断方面，和现实世界同等重要，以防止财富向少数人进一步集中，这是缓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矛盾的重要抓手。否则，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局只能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