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既是中国疫情形势持续紧繃的自然反应，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华集体焦虑的叠加结果和法律回应。

　　有学者认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武汉疫情打击中国的一个极端手段。前几天，有关美国来华“投毒”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於社交媒体，并得到不少人的呼应。笔者认为，中国虽被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美当下还不至於下此狠手。正像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序言中所言，竞争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衝突。中国政府也多次表明，中国并不害怕竞争，关键是让竞争回到良性轨道，在双方遇到分歧的时候能够管控竞争。有关美对华发动生物战的说法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姑且搁到一边。毕竟，这种无端猜忌只会进一步毒化中美之间刚刚有所缓和的关係。更何况，中美两国人员交往频密，货物贸易数量庞大，每天往来航班上百架。初步情况显示，这种病毒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具有传染性，美国也是防不胜防。从人种学的角度看，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基因图谱的差异微乎其微，也谈不上哪种肤色的人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1月29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战情室主持中国新型肺炎紧急会议，从中可以看出，在疫情面前，美国人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气定神閒。

　　自世界卫生组织於2005年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以来，共宣布过五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此次把新型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国是首发地，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天没有塌下来”，更谈不上国际社会对华的联合制裁与封锁。更何况，疫情每三个月评估一次，随时都可以解除警告。

　　2009年3月，始於墨西哥的猪流感（H1N1）病毒迅速在北美传播，且第一次在人群中传播，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恐慌。需要指出的是，猪流感在北美暴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这是亚洲人“投毒”。美国4月15日发现第一例样本，三天后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H1N1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政府也顺势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时任总统奥巴马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并动用战略物资，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够挡住H1N1疫情的蔓延。至2009年的7月16日，大约有9.4万个确诊病例和429个死亡案例。中国5月11日出现首例输入性病例，在半年时间裏，共有近6.3万人被感染。2011年美国CDC应用模型估计，全球约有6080万人感染了H1N1病毒，死亡人数达1.2万多人，死亡率约为4.5%。可见美国在应对H1N1疫情方面也算不上成功。好在这个病毒的致死率不高，死亡人数还赶不上常年的流感死亡人数。据CNN最新报道，这个冬天，美国流感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多人，与新型肺炎的死亡人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网络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在信息快速传播的同时，也会放大某一事件的情绪，强化人类的恐惧。除了H1NI事件之外，巴西的寨卡病毒也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躁动。2016年2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寨卡病毒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当时巴西一国已有30多万人感染。而此前的7个月，其实巴西已经确认寨卡的传染性。起初，他们认为这个病毒的感染是轻微的，几天之后便可以恢复正常。时任巴西卫生部长还表示，“我们并不担心寨卡，它只是一种温和的疾病”。对疫情的误判造成错误的应对，使得感染者越来越多，到2016年5月16日，感染者高达13.8万人。当时的巴西内外交困，由於大宗商品的价格急剧下跌，经济增长达到了-3.8%，而里约奥运会即将举行，罗塞芙总统还面临弹劾的政治困境。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相互交织在一起，让巴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为紧急公共突发事件的三天以后，美国奥委会向运动员建议不要参加里约奥运会。但巴西在找到了“伊蚊”宿主之后，罗塞芙领导了一场灭蚊大战，甚至向伊蚊的DNA中置入可自我毁灭基因。在2016年6月的奥运会测试赛中，数千名运动员无一感染。这场历经10个月的寨卡危机就此宣告结束。在寨卡面前，巴西政府靠着强力手段迅速遏制了这场疫情，让巴西渡过了危机，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本人却没有逃过被弹劾的命运。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说过，“如果有什麼东西在未来几十年裏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因为我们还没有準备好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其实，自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国内与国际问题互溢效应的认知也迈上了新台阶。据一些媒体曝料，其实武汉口岸去年9月19日也进行过有关疫情暴发的模拟演练。一些网友讽刺道，“武汉早就做过模拟试卷，但进入考场后还是得了低分”。美国纽约去年10月也就应对突发疫情进行过沙盘推演。但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说明，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準备还是严重不足。现如今，内地人对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恐惧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而国际社会在自媒体的渲染之下，变成了对中国人的集体恐惧和歧视。世卫组织总幹事谭德塞大声疾呼，不畏恐惧信事实；不信谣言信科学。

　　疫情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最好教科书。此次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同样深刻，相信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会得益於此疫的警示。疫情防控的最佳办法无疑是透明和知情。知名学者郑永年近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称，“政府应当把应对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这样才能减少或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

　　在笔者看来，过去15年间五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应对，没有哪一个制度拥有绝对的优势。西方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如此多的资源、集中打一场防疫战是难以想像的，而武汉“封城”被指责为侵犯人权，那只是西方教科书中对中国制度的惯性醜化，不必过於当真。但另一方面，当风起於青萍之末的时候，如何增加信号反馈的灵敏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种危机的预警能力，则是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