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新冠病毒不仅是2020年的最大黑天鹅，更是百年大变局的催化剂。新冠疫情把全球治理的缺失及国家治理中的漏洞充分暴露出来，也把大国间的激烈对抗呈现在世人面前。国家之变、地区之变、世界之变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渐变与突变都不应感到意外。

　　基辛格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持续数代之久。改变世界秩序这个话说得很重，但究竟如何改变他没有明说，只能留待各国用实力说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指出，“这个世界从此以新冠前（BEFORE CORONA）与新冠后（AFTER CORONA）来劃分”。一些激进的学者更是视新冠疫情为“美国世纪结束的开始”，这究竟是在忽悠全世界，还是未卜先知尚需时间来检验。

　　新冠疫情蔓延的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西方国家在获得短暂的对中国指责的快感之后，如今正吞下不设防、裸奔的后果。连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都能中招，可见西方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轻漫到了何等程度。疫情正在触发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等多重危机，垂暮之年的基辛格也感叹“这个世界回不到从前”。

　　对西方社会认知的改变恐怕是这次新冠疫情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最大衝击。民主人权的光环和国家治理的水平实在经不起新冠病毒的检验。英国是第一个提出“群体免疫”的国家，后在社会的强烈反对之下，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做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相本人却不幸早早中招，成了群体免疫的试验品。近几天英国疫情失控，“群体免疫”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意大利是第一个提出应用战场模式定生死的国家，医生有权根据患者的生存几率来决定医治对象，从而把更多机会留给生存概率更大的年轻人。纽约州州长科莫竭力反对进行“谁的生命更有价值”的灵魂拷问，但在现实面前，纽约一些医院开始对危重病人打分，以决定给谁戴上呼吸机。法国紧急通过安乐死行政法规，对重危老年患者实施安乐死。西方国家把老人作为牺牲品，以近乎残忍的选择终结只有一次的生命，这无疑颠覆了世界对西方价值观的认知。在东方国家中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做法，居然在西方被摆上枱面，其道德底线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在失去了数万个鲜活生命之后，西方国家除了指责中国，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口罩之争是近来西方争论的焦点。从拒绝戴口罩到倡导戴口罩，西方观念之变则是他们悄悄放下傲慢、心理坍塌的开始。

　　医学口罩在1918年大流行期间已被西方广泛使用，一些国家还制定法律，不戴口罩者被视为违法，西方国家图书馆的老照片清楚显示着他们祖先在疫情面前的模样。不知从何时起，口罩成为西方的禁忌，成为东方文化的专有符号，与东亚病夫联繫到了一起，甚至与东方的制度联繫到一起，与西方社会的自由奔放和张扬个性渐行渐远。以至於在西方世界的亚洲人出行时总要为戴不戴口罩进行一番激烈的思想鬥争。

　　在新冠疫情面前，成千上万的西方人痛苦地死去，而抗疫较好的东方国家大都戴着口罩，一些专家指出，“欧美国家抗疫的最大失误是拒绝戴口罩”。欧美的主流媒体不再装睡，开始倾听来自医学界的理性建议。西方国家开始上演全球口罩採购大战。口罩短缺与口罩防病并不属於同一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口罩短缺就宣扬口罩无用论，这种误导无异於给自己自掘坟墓。这几天，捷克、奥地利等国开始强制国民戴口罩。连美国疾控中心也修正了出行指南，建议人们戴口罩，儘管特朗普总统对此持保留态度。口罩立场的微小之变，是东方战“疫”模式的一次小小胜利。只不过西方学起来太难，太不情愿，以致耗时过长，让许多人提前告别了人生。

　　在突发事件面前，西方国家忙着指责中国的制度缺陷，当病毒攻到自家门口的时候，社会治理的短板也暴露无疑，在领导力测试中，西方国家集体挂科。中国在最初的慌乱之后，终於成功遏制住病毒的蔓延，这是西方国家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最近撰文有意迴避制度的功劳，强调把抗疫与民主、专制制度挂起鈎来是错误的，抗疫成功不取决於制度，而是取决於效率及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美国如今犯下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归因於特朗普本人。但问题是，特朗普本身就是美国制度的产物，这套切割逻辑让这位大师的分析有失水準。而六年前的4月份，福山还在探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4月8日武汉解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中国之治作了有力的註脚。中国面对疫情的政治决断是西方之治的痛点、难点，中国封城（Lockdown）与西方封城英文用的虽是同一个词彙，但内容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西方不断拿韩国、新加坡对标的根本原因。

　　新冠疫情可以称得上是“世纪挑战”，中国用自己的方式交出了可圈可点的答卷。“庆幸生在中国，生在武汉”在两个月前说这句话肯定遭到世人的嘲笑，而如今世界将有多少人对武汉投来羨慕的一瞥。羨慕嫉妒恨成为当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最複杂情感，多方面的民调显示，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仇恨急剧上升是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这类政治病毒通过美国高层的散播，其杀伤力不亚於新冠病毒。武汉疫情让共和国付出的学费过於沉重，劫后重生的武汉更需要深刻反思，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武汉视角，这是国家之变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