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抗疫政策，对内大幅度解封，对外有限度地开放边境，试图探索“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中国国内有关“与新冠病毒共存”的话题也因南京疫情的扩散随之被炒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防疫疲劳”，人们期望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动辄按下暂停键，采取“休克疗法”对新冠病毒实行围追堵截。一些人就此批评道，主张与病毒共存，其实质是搞投降主义，是对中国清零抗疫模式的否定。

　　与病毒共存，这是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客观现实，真正能被消灭的病毒少之又少。这一次我们究竟能否做到与新冠病毒共存，或是彻底战胜病毒，还需要基于科学的严谨研究和判断。“与病毒共存”之说再次浮出水面，这是西方选择基于自己的国情而作出的无奈选择，毕竟在他们的工具箱中，除了疫苗这条路之外，已无路可走。但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不仅靠疫苗，而且还有其他的强力政策工具，可以做到多管齐下。例如，我们可以发挥单一国家的体制优势，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对新冠病毒全面封堵，打歼灭战，以牺牲局部利益保全国家大局。但在世界其他国家，能采取这种管理模式的地区凤毛麟角。大量事实表明，世界许多国家虽然对中国的抗疫成绩非常羨慕，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中国经验学不来，即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难以拷贝，原因在于中国强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将政策一杆子插到底，对每一个人做到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应用大数据系统，对每一个人的行程轨迹进行追踪，为感染链的溯源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另外，中国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数千年户籍制度的有效延伸和继承，在行政管理上不留死角。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局部地区按下暂停键时，中国百姓生活大体可以维持，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物流系统保证了居民和村民的吃喝拉撒睡，而这对世界许多国家来说则是一种奢望。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总理莫迪下令封城的时候，人们纷纷从城市逃往农村，否则关在城里能否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有一利必生一弊，这是任何制度必然遇到的困境，也是抗疫模式选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近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抗疫政策，集体走向“群体免疫”道路，无疑将对下一步的全球抗疫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其外溢效应不能低估。

　　西方国家把赌注全部压在了疫苗之上，导致其抗疫政策的选择越来越窄。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执政党均有意夸大抗疫成绩。以美国为例，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庆功会显然开得太早了。这几天美国每天感染的人数突破12万，再次迎来染疫的新高峰，尤其是共和党控制的州，由于接种率相对较低，感染者急增，特别是还没有机会接种的12岁以下儿童更是成为重灾区，不少共和党控制的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即使如此，佛罗里达和得州州长居然还下令不得执行戴口罩令，这种反智做法直接将共和党引向“邪教”的方向。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季，一些家长忧心忡忡，希望成年人负起责任，戴起口罩，给没有机会接种的儿童以起码的保护。但在党争激烈、百姓认知极化的社会里，要想达成戴口罩的社会共识比登天还难。

　　“疫苗万能论”在德尔塔（Delta）变种病毒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这客观上助长了社会上的“疫苗无用论”。但真实世界的情况是，疫苗不是万能的，但不打疫苗却是万万不能的。香港最近一些境外输入病例大都接种过疫苗，这再一次告诫人们，接种者被感染不是什么传说，人们不应存有任何侥幸。接种疫苗的最大好处就是防止自己在不幸染疫时转化成重症或面临死亡，个人加强防卫的措施一个也不能少。惧怕接种的人士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打针不算疼，总好过插管子、戴上呼吸机”。

　　如果说去年初西方国家主张的“群体免疫”道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这一轮的“群体免疫”探索还是有一些科学元素。英、法、加、美以及新加坡等放宽入境限制的国家的疫苗总体接种率均已超过人口的一半以上，虽然离建立群体性免疫的屏障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些国家愿意尝试“与病毒共存”对中国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有人说，西方加速边境开放，会放大中国“封闭的安全岛效应”，其实这个顾虑大可不必。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力推疫苗接种计划，这个星期接种的总剂数超过18亿，在全世界遥遥领先，这一切不是在刻意打造“孤立的安全岛”，而是在为中国人建立真正的“安全垫”，接下来的逐步开放将会水到渠成。

　　俗话说，船大难掉头，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新加坡等小国愿意进行“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尝试，也算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块试验田，我们不妨观之、研之，为中国的下一步政策调整厘清方向。一味指责西方基于疫苗接种基础之上的群体免疫政策不负责任也会导致许多悖论，人类终究要翻过新冠病毒这一页，我们不妨对各国的抗疫政策调整保持开放的心态，真正做到互学互鉴，互帮互助，唯此才能让人类尽快走出新冠病毒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