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终于在周末尘埃落定，但何时能够到任还取决于参议院听证会的召开时间及听证的顺利程度。

　　拜登上任已七个月，而迄今参议院只批准了美前内政部长萨拉查出任墨西哥大使一职，其他职位的听证仍悬而未决。鉴于参院积压了一大批候选人等待听证，加上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长假，美驻华大使的正式赴任起码是10月份以后的事了。

　　现年65岁的伯恩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曾在四届政府任职。他在里根任内就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谓是少年得志，当过美驻北约代表、希腊大使，后来坐上美国务院的第三把交椅，与国安团队、外交团队建立了较好的人脉关系。由于他分别在共和党与民主党执政期间担任要职，算得上是美国两党都可接受的人物，由此推断，他接下来在参院的听证会上遇到刁难的概率非常低。

　　伯恩斯先后担任阿斯彭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在推动美国亚太政策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直主张大力扶持印度，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印度与美国的战略价值观高度趋同，这些观点对促成当年奥巴马访印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同时也对推进美印民用核技术合作起到了核心作用。在伊核问题上，他主张与伊朗谈判签订协议，认为外交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唯一出路。

　　虽然伯恩斯不是亚太通，但不乏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他积极推动美国智库与中央党校相关智库的对话，认为中美在某些领域必须保持合作，但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21世纪最大的挑战和竞争对手，与拜登政府正在审议的“竞争、合作与对抗”的3C政策构想大同小异。

　　驻外大使的角色更多是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不过也不排除驻外大使通过对驻在国的调研，及时向美国政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施加个人的影响。但大使的作用毕竟有限，就像前艾奥瓦州长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一样，他来自典型的农业州，根本不希望发生中美贸易战，尤其不希望将家乡的农产品送到两国贸易的血腥战场，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筹码，但最后还是身不由己，只能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去年10月他又被匆匆调回，自己最终沦为特朗普错误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布兰斯塔德离任快一年，这么重要的驻华大使岗位，居然由一个临时代办来主政，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常的。舆论认为，拜登这项提名及任命的及时到位，将对两国关系的积极互动起到重要作用。

　　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用“新冷战”来形容中美关系有失偏颇。中美两国的交往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近美国有限开放中国留学生签证，上海浦东机场留学生值机排队长达一公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民间互动的基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破坏。

　　中美两国的经济和科技脱鈎更不容易。中美贸易额高达6000多亿美元，这与当年美苏之间区区七、八十亿美元的数额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简单地拿美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相套用，不仅是思维方式的惰性依赖，而且也把中美战略博弈简单化了。

　　伯恩斯的提名落地，一些媒体评论认为，伯恩斯的提名打破了美国的外交惯例，美选派一个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出任大使，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拜登政府的政策指令。这个解读也有牵强的成分，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大使一职并非孤例。

　　纵观1979年以来美国历任驻华大使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美12任驻华大使的经历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外交官，包括恒安石、洛德、李洁明、芮效俭。雷德曾于1982至1984年担任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及商务专员，后来虽在亚洲开办律师事务所，也算是半个职业外交官。第二类是政治任命，挑选一些政治人物担任此职，如联邦参议员尚慕杰、博卡斯，普里赫则出身于军界，曾担任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第一任大使伍德科克则在来华之前担任美国汽车联合总工会主席，也算是一项政治任命了。而洪博培、骆家辉、布兰斯塔德曾担任州长，则是纯粹的政治任命。

　　在12位驻华大使中，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不乏其人。当然，驻华大使会不会说中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处中国，把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介绍给美国，让美对华政策减少误读、误判才是最重要的。伯恩斯长期任职于欧洲，欧洲视野或有助于他对中美关系的新认识。中美存在战略竞争很正常，但双边合作的领域也很多。例如，20年前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20年后的今天，美国在喀布尔遇到了艰难的撤侨困境，国务卿布林肯马上想到了给中国外长通电话。接下来，朝核、伊核、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下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眼下的新冠疫情等等，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将寸步难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认识到这一点。想必伯恩斯姗姗来迟的提名，算是美国的亡羊补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