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重庆新一届市委常委选举产生，引人注目的重庆党代会终告圆满落幕。不可否认，敏感时期下产生的新一届重庆领导集体，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也承载了更多的期许。如果说公众对于他们有哪些提醒和寄望，最关键的一点莫过于，应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在推进改革开放、维护民主法治上，千万莫走回头路。

    客观来说，过去几年，重庆的发展速度是迅速的，达至的成效是独特的，也因此才掀起了一轮轮声势浩大的关于「重庆模式」的争辩和议论。不过，这一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为前提。它虽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人为高速增长并不具可持续性，它更多地依仗于「强人政治」─「人治」的传统强硬管制方式，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乃至生产成本的行政干预，可以说是部分地回归了旧有体制。

    正因为「人治」色彩浓烈，今年3月重庆发生领导更迭事件后，资本市场曾引发一阵骚动，大家普遍关心这一事件对重庆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这种担心不难理解。在中国目前的结构下，国企、民企甚至外资，都跟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若一个强势领导突然离开，企业的经营环境便可能出现逆转，对地方经济亦然。通常，领导为了推动当地经济，还需大量投资于基建项目，而资金来源则基本上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财政。一个领导愈强势、政治地位愈显赫，他所能调动的金融资源就愈多，他想成就的事业也愈大，因此一旦他突然离开，这些工程所产生的负债便可能成为下任政府的负担。

    诚然，政府必须令行禁止、处事果断、勇于担责，这种政府权威自不待言，但是无论是逻辑上还是事理上，「强势政府」与「法治政府」都充满了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其最终结果是，政府将一直越俎代庖、无限包揽，这样的「全能政府」只会导致政府「致命的自负」，以至离真正的社会需求越来越远。

    近年来，在重庆及其他一些地方，「强势政府」违规施政而造成官民冲突的事件常见诸报端。或不顾地域差异，强制种植统一的植物；或在市政建设中，强行征地拆迁；或没能有效区分行政与市场的边界，过度主导市场资源的配置；或没能有效界定行政与社会的合理关系，行政力量经常过度干预社会的深处和私人领域；甚至因为没能有效地遵守行政与法律的边界，经常出现「以政代法」的现象，政府权力如脱缰野马。如此「强势政府」，往往构成体制性祸端，不是政治文明的徽识。

    三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惊人奇迹，经济社会取得迅猛发展，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府不断放弃威权治理、还权予民从而调动民众积极性的过程。这些历史经验证明了，期盼依靠「强势政府」或「强人领袖」来「拯救」社会，只能是一种「开倒车」。政府任何越位和缺位都是有悖法治的，越是「强势」，越位更烈或缺位更甚，公权力的行使也愈容易走偏方向。

    值得欣喜的是，以张德江为首的重庆新领导集体，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作出反思和修正。他一直强调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所推出的崭新改革举措，「去薄化」意图明显，其正视问题、承认差距、强调发展、保持低调的姿态，营造了有别于以往的清新睿智的重庆新形象。这给人们期待重庆早日回归正轨、重振雄风，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