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支出93.46亿元、50个中央部门违规金额43.94亿元，这两个数据一经财政部及审计署公诸于众，立即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众所周知，“三公”经费，主要指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等方面的支出。理论上讲，政府部门亦需要日常运作费用，“三公”支出有其存在合理性。但从实际上看，在很多地方，官员出国常常旅游、公车每每私用、公款大吃大喝，名义是因“公”，实质为谋“私”，“三公”早已沦为“三私”。也因为如此，长年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令人深恶痛绝，成为公众期待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央也为此出台了林林总总的治理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直至去年，在温家宝总理及国务院的直接敦促下，数十个中央部门终于扭扭捏捏地晒出了经费帐单，迈出了“三公”公开的第一步。

    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帐单依然止步于一“公”了之，虽然媒体和公众曾就此热烈讨论、指指点点，但具体哪些支出违规或不合理，至今未有结论，更遑论对相关责任人究责处分了。

    说到底，要管住政府花钱的手，就必须使关口前移，在源头上加以监督。换言之，晒支出固然必要，晒预算则更为重要。对一个社会来说，缺乏法治的预算运作，会导致大量稀缺的公共资源被用于对公共利益无关的领域。而现代预算的作用，就是给国家财政支出装上一个“刹车装置”，用来防止官员黑箱作业，以权谋私，侵犯公众权益，解决行政成本日益膨胀的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在预算公开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报告、审查、听证、审计、评估制度，并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环节形成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构建人大、媒体、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的预算监督体系。唯有扩大公民与人大代表们的话语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编制和审议政府预算，才能真正使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不会成为一笔糊涂帐。

    另外，只公开经费开支而不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仍然难以遏制“三公”支出飙涨。所以，还必须通过健全问责制度，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特别是要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问，有错必纠，努力建立责任政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公布“三公”数据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只有将监督前移，从预算的源头上进一步削减“三公”支出，遏制奢侈浪费，才能真正管住政府花钱的手。也惟其如此，才能使人民的“钱袋子”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和其他公共服务，政府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郑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