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最重要还是制度建设/资料图片

    以成功处置「乌坎事件」而备受关注的广东，在日前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一再强调加强村民自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迫切」，并将其提升至「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政治任务」的高度来部署。这些提法颇值得思考和研究。

    近些年在农村基层，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且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很多都与当地村官不依法施政密切相关。

    此前，中央曾组织专项督查调研组，赴多省展开村官违法违纪大规模督查行动。调查显示，村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情节甚为恶劣，主要表现包括借宗族势力，「拳头当权」，恃强欺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承包、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工作中卡拿索要；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

    而这当中，村干部违纪违法的主体，以党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90%以上，造成极大民怨。曾含泪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在《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发出了「24个为什么」的呐喊，其中就有「为什么法律允许村民自选村主任，而农民满意的村主任却越来越少了？」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对村官这一特殊群体缺乏有效监督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村干部不属于公务员序列，乡镇与村委会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对于他们，有关部门只是按职能分工各管一段，组织部门管党建，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部门，刑事案件归公安，有时连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和统计数据也要几个部门相互来凑。在缺乏协调机制、又政务繁忙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基本上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为某些村官贪污腐败走向犯罪提供了制度空隙。

    正因为农村基层问题严重，乌坎事件的爆发，才会迅速引发舆论「围观」，村民们的合理诉求也才会得到公众的全力支持。也正因为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才会获得潮水般的肯定和赞誉，并由此对当局推广其经验做法寄予极高的期许。然而，恰如汪洋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言，乌坎事件的处置实际上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依法推进而已。事实的确如此，早于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开始颁布实施，当中对如何民主治村，该怎么办、按什么程序走，其实规定得清清楚楚。这又一次说明了，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法律法规，缺的只是贯彻落实和责任追究。

    所以，要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我们既不能只将希望寄托在某些开明领导的出现，也没必要期待将「乌坎经验」复制出去。说到底，必须将一切交给民主，一切交给制度，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走好村民自治这条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