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广州新塘镇川籍农民工和大墩村村民之间发生的聚众滋事事件，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即外来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上了解决日程。如今，随着新塘镇迈出了「三分天下」的步伐，意味着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不过，这仅仅是破了个题。破题之后，如何将文章做好，才是包括外来工在内的社会大众更看重的「戏肉」。

    众所周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广东新塘镇，而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难题。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以「外来工」身份进入城镇，形成了城镇内二元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使情况愈来愈复杂，亦是许多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理论上，单位小易管理，新塘的拆分应可加强社会管理的力量，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一个政府」变成「三个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现有问题，还可能导致行政成本上升、财政负担加重，适得其反。

    事实上，外来人员对于城市缺乏归属感，甚至容易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其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管理他们的政府人员，关键是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存在悬殊的收入差距和公共福利差距，更别说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在制度、意识、管理和生活诸方面的歧视。正是这种利益和地位的差别，让不少外来人员产生了社会不公的挫败感和牴触心理，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族群鸿沟」。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多请几个「婆婆」来看管他们，而是要从根本上拆除横亘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制度藩篱」，实现福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时，在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多采取柔性化手段，体现人文关怀，杜绝和减少武断的、刚性的、简单的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堕入了一个管理误区，以为多设几个机构、多颁几条法规就可加强社会管理。须知道，社会管理并非「管理社会」，关键不在于复制多几套政府机器，而在于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底提出：「广东维稳，已从依靠政府管治转向政府、社会共治。」

    从本质而言，社会共治恰恰是要破除权力的垄断，通过简政放权，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补齐社会管理「短板」。具体到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上，就是要打通外来工的融入渠道，为他们提供社会上升空间，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觉成为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而不仅仅成为旁观者和「被管理者」。惟其如此，才能消弭制度割裂带给他们的情感伤痕。只有真正实现惠民善治，「外来」一词被时间荡涤得不留痕迹，我们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