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大幕。预计2020年春运出行人次将达到近30亿人次,一个“流动的中国”，正以春运为缩影，呈现出几十年间的飞速发展。阖家团聚之外，春节也成为流动人口去留抉择的重要时点。在“2020春运”大幕将启之际，1月7日，“都市圈时代的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就“都市圈时代的人口流动趋势”开展报告发布和主题研讨，希望这样的探讨能够为回乡人在年后的回城抉择提供一些参考。

都市圈“新移民”筑起了“流动的中国”

过去数十年，城市的发展不断突破边界，联动而活跃的画卷在每一个人面前徐徐展开。随着产业、资金等发展要素的流动突破行政边界，中国已迈入都市圈时代，初步形成“都市连绵区-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化地区”的多层次城镇体系，承载全国1/3人口、产生全国1/2以上GDP的都市圈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主体形态。

如今，信息与交通的网络化为人们的生活选择赋予了更多样的可能性，都市圈化大时代下的小个体们正拥抱着更为广阔的世界，相聚、分离、奔波、迁移、定居，人口流动成为观察时代趋势的重要视角。

研讨会上，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与联通智慧足迹发布《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报告》。报告采取迥异于以往城乡人口的视角，采用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全新视角，基于人的需求，探索中国 30 个核心都市圈对“新移民”的吸引力强弱，在对现状进行全面描摹的基础上，预判未来“新移民”流向，思考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的打造与提升路径。

“正是一个又一个追逐更美好生活的‘新移民’，共同筑起了‘流动的中国’。”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表示，“不同于以往相对独立的城市视角，我们从都市圈视角出发，将‘新移民’界定为从其他地区新进入都市圈范围内城镇化地区的人口，涵盖两个‘进’。”他进一步阐释道，一是“进城”，从非城市常住人口转变城市常住人口，主要指本地新增城镇化人口;二是“进圈”，从非都市圈人口转变为都市圈人口。

依据不同人群的体量、质量、可持续性及其对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强度，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提出六类典型“新移民”群体，即本地进城人群、外地回流人群、高校毕业人群、创业人群、养老定居人群和国际移民。

什么样的都市圈对“新移民”更具有吸引力?报告基于对“新移民”群体的描摹和人最本质的生活发展需求，从收入、就业、服务、活力、潮流5个维度进行测度，同时对每个维度进行了规模、质量、趋势3个视角的拆分，形成了一套“5×3评价体系”，共计30个指标，对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进行评价排序，形成国内首份“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综合排行榜”。

总体来看，上北深广占据第一梯队，杭州、成都、南京作为新一线前三甲位居其后，中西部代表性城市武汉、重庆、西安也位列前十;贵阳、昆明作为西南省会代表在趋势指标排名中分列一二位。空间格局上，板块间出现区段分化，重心南移;都市连绵区内均质发展，吸引力强劲;“强省会”战略下，以中西部省会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迅速，成为省域发展引擎。研究还发现“新移民”吸引力与规模能级紧密相关，高能型都市圈人口近域迁移与平行迁移并存，高潜型、培育型都市圈以近域迁移为主，辐射力依次减弱。

“目前集聚大量流动人口的都市圈，未来仍将展现强劲的新移民吸引力。”顾强表示，《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报告》是都市圈“新移民”系列报告的开篇之作，后续将基于“5×3评价体系”针对六类重点“新移民”形成细分报告，绘制兼具现实性与预见性的都市圈“新移民”全景图。

都市圈“新移民”争夺战 谁将最终胜出

新的城镇化阶段、新的空间格局、新的迁移路径、新的人口结构……无论是站在研究者的视角，还是出于个体发展的需求，脱离桎梏、求“新”求变都已成必需。

去年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这一政策在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进一步落实，明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是中央首次对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给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法，并且提出了要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新要求。

成都、重庆在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综合榜单前十的位次，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提供了“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潜力。根据人口和经济规模，成都、重庆与上海、广州、北京、深圳等城市同属于高能型都市圈，如何吸引新移民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高能型都市圈辐射全国，人口流动特点表现为近域迁移、平行迁移并存。2017-2018年间，半数迁入上海的人口来自长三角板块内部，其余来自北京、重庆、深圳、广州等城市。高潜型、培育型都市圈以近域迁移为主，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的省会，郑州60%迁入人口来自本省，存在本地城镇化所带来的大规模增量人口。

同时，不同层次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的强弱在迁入人口的结构上有所体现。能级越高，迁入人口中青年人群占比更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更高，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占比也更高，年轻化、高知化、中产化特征更加突出。

大学生人群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群体，其就业流向成为观察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的的重要样本之一。中国联通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军在研讨会上发布的《中国人口格局与动态迁移》报告指出，2018年武汉95所高校32万毕业生，78%的留在了湖北省内，留在武汉的比例高达68%。而湖北之外，毕业生则倾向于去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等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说明了高能级都市圈对大学生人群的吸引力。

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决定城市未来。随着人口增长模式由自然增长向机械增长转变，都市圈之间的“新移民”争夺战已经打响。顾强表示，在中国城镇化的都市圈化时代，都市圈已成为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外围圈层的节点城市和微中心将是未来新增人口的集中承载地。相比而言，我国中心城市，尤以北京为代表，周边的节点城市和微中心规划建设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新移民”争夺战中，应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都市圈为抓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和城镇空间格局。